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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2021-12-21李倩茜张丽英陈超逸杨昌美

全科护理 2021年35期
关键词:经验性条目量表

李倩茜,张丽英,陈超逸,周 杰,杨昌美

脑肿瘤是神经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死亡率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率的2.16%,是恶性肿瘤第九大死亡原因[1]。病人常伴有神经认知缺陷和躯体障碍等症状[2-3]。因此,病人常依赖于照顾者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支持,照顾者在病人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家人患病这一应激事件和照顾压力,使照顾者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从而影响照护质量和病人的康复,因此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得到关注。经验性回避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学者Hayes[4],是指人们试图控制和回避自身不愉快的内在体验(包括自身情绪、想法和感受等),从而改变这些体验出现的形式或频率以及引发的情景,是心理僵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与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紧密相关[4-6]。相关研究证实,经验性回避会造成心理病理问题的产生和生活质量的下降[7-8]。而目前国内对于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相关研究少有报道,本研究拟调查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后期实施临床护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7月—2020年7月泸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脑肿瘤病人的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病人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经颅脑CT或磁共振确诊且进行手术治疗后的脑肿瘤病人;③有固定主要的照顾者。病人排除标准:既往有严重的精神病史,并且生命体征不稳定者。主要照顾者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为病人的亲属,包括子女、配偶或父母等;③照顾时间每周≥5 d,每天≥4 h;④无认知功能障碍,理解并能独立或在调查员帮助下完成问卷调查,且自愿参与本研究。主要照顾者排除标准:①护工、保姆等领取薪酬者;②中途退出本研究者;③有精神疾病或严重器质性病史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问卷包括脑肿瘤病人年龄、性别、疾病付费方式、家庭关系等;主要照顾者年龄、性别、性格、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有无慢性病史、与病人的关系等。

1.2.2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2版(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Ⅱ,AAQ-Ⅱ) 该问卷由Bond等[9]编制。本研究采用曹静等[10]翻译汉化的中文版量表,与原量表保持一致,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80,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单维度问卷包括7个条目,每个条目都采用1~7级(从未到总是)评分,问卷得分越高,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则心理僵化越严重,心理灵活性越低。本研究测得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

1.2.3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1959年由Hamilton编制,属于精神科常用量表之一。共包括14个条目,主要涉及躯体性焦虑和精神性焦虑两大类因子结构。所有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7分为无焦虑,7~13分为轻度焦虑,14~20分为中度焦虑,21~28分为重度焦虑;≥29分为极重度焦虑。得分越高说明病人焦虑越严重[11]。

1.2.4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而成。该量表共包括24个条目,可归纳为焦虑/躯体化、体重、认识障碍、日夜变化、迟缓、睡眠障碍和绝望感7类因子结构。<8分表示无抑郁,8~19分表示轻度抑郁,20~34分表示中度抑郁,≥35分表示重度抑郁,得分越高说明病人抑郁越严重[11]。

1.2.5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该问卷由解亚宁[12]编制而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该量表为自评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分为积极应对方式(positive coping style)和消极应对方式(negative coping style) 2个维度,积极应对主要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主要由条目13~20组成,采用4级(不采用到经常采用)评分法进行判定。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对象同意参与该研究,且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解释问卷的调查目的、研究意义、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问卷当场发放回收。共发放问卷130份,有效问卷回收120份,有效回收率为92.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脑肿瘤病人和照顾者一般资料和不同特征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比较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为(20.03±5.39)分。不同病人年龄、不同的照顾者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两者的关系、家庭居住地的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的经验性回避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比较 单位:分

2.2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与焦虑、抑郁和简易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焦虑得分为(6.13±5.17)分;抑郁得分为(6.01±3.85)分;应对方式总分为(21.47±5.61)分,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13.47±4.13)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8.00±3.93)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与焦虑、抑郁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35,0.529,0.282;P<0.01),见表2。

表2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与焦虑、抑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r值)

2.3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焦虑、抑郁情绪是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主要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34.8%。见表3、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

表4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为(20.03±5.39)分,处于中等水平,高于陈斯雯等[13]对于癌症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得分。脑肿瘤病人不同于其他肿瘤,常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和认知行为障碍,如癫痫、肢体移动障碍等症状[14-15],这使得病人对于照顾者的依赖性增加,照顾者时常需直面病人,加上研究中近半数的照顾者选择对病人隐瞒真实病情,因此常需隐藏自己不良情绪,使得真实情绪无法宣泄;再加上对于疾病预后的担忧和沉重的治疗费用。这些因素使得照顾者采用了退缩的方式来面对现状,从而导致其经验性回避水平较高。

3.2 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影响因素

3.2.1 家庭人均月收入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其经验性回避得分越高。脑肿瘤的治疗费用高昂,脑恶性肿瘤的平均住院费用达到6万元左右[16],根据病情的不同,后续还会进行放化疗等辅助治疗,经济负担沉重。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可以寻求进一步治疗且更容易获取医疗资源,相应的悲伤反应较轻,使得照顾者更加积极面对病人的疾病[17-18]。相反,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可能会无力支付后续的治疗,并且超半数的病人居住在农村,缺乏良好的医疗资源,使得照顾者无法面对病人和真实的现状,而容易采取经验性回避的态度。因此,医务人员应充分考虑病人的家庭经济情况,根据病情,提出合理化的治疗方案和建议,指导照顾者寻求社会或政府公益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来缓解经济压力,从而降低照顾者的经验性回避的水平。

3.2.2 焦虑和抑郁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焦虑和抑郁水平是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主要影响因素,焦虑、抑郁水平越高,经验性回避得分越高。Cookson等[19-20]研究表明,经验性回避可以预测焦虑、抑郁情绪。面对负性体验,刻意消极逃避反而会增强与回避对象的联系,往往会增加心理痛苦的程度[21]。而本研究发现焦虑、抑郁也是经验性回避的危险因素,负性情绪与经验性回避之间是恶性循环的关系,经验性回避引发的焦虑、抑郁情绪,反过来又加重经验性回避水平。面对脑肿瘤病人治疗和预后的考验,照顾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这样明显降低了其心理适应性和应对能力,导致照顾者更加倾向于采取经验性回避的行为。为此,医务工作者,除了关注病人外,也要注意照顾者的情绪状态,识别照顾者的焦虑、抑郁情绪,采取心理干预来降低其经验性回避水平,提高照顾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提高照护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处于中等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焦虑和抑郁情绪是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医务人员应根据影响经验性回避的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降低经验性回避的水平。接纳承诺疗法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经验性回避,其主张拥抱痛苦,接受幸福并非人生常态,从而提高心理灵活性,研究表明该疗法可降低照顾者经验性回避水平[5]。此外,将东方佛教思想文化和心理治疗技术结合的干预,比如正念和慈心冥想相结合的心理干预,对负性情绪和经验性回避也有较好的治疗作用[21]。

本研究中调查对象仅选取了1所医院进行调查,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倚,并且只开展了横断面的研究,未来可以开展多中心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探讨脑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经验性回避的水平和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获取照顾者经验性回避因果之间的联系,完善照顾者的经验性回避水平的相关理论,从而提高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和照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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