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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在当下，逐渐摒弃了虚假的抒情和高蹈，语言和语境都趋于关注现实。苏建平就是这样的探索者。在出版散文诗集《一个人的奥义书》之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散文诗集《阿J》。

散文诗集《阿J》，语言具有实验性，诗意深度与灵魂相应，结构和意象都有挖掘性。在文本和语言体系中，既挑战了传统，又融合了传统。读苏建平的散文诗，感觉到他一直走在一条独特的路上，并自觉地走向诗性的终点。他遵循着自己的本质形态和认知诗学，把诗意道说更纯粹地保留在文本中。如诗人自己所说，本集子是一本旨在创新和探索的主题性散文诗集，具有“实验的风格，深度的追求，智性的表达，领域的广阔，词语的敏感。”是的，所有这些在对散文诗边界的持续拓展中融为一体，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现代精神，文本呈现出个体与群体印证，外在与内在兼备的深刻关照和诗学实践。

创新和探索是诗人苏建平一贯追求的目标。在当下各种散文诗伪抒情泛滥的情况下，诗人独辟蹊径，写自己所想、所感，不为外界左右，难能可贵。他的散文诗有明显的辨识度，有闪光的纯粹性，一如既往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也为读者提供了有趣而新鲜的写作经验。

首先是整本诗集的形式迥异。全书共三辑，第一辑全部诗章皆以“阿J”为名，是“阿J”的种种“存在”的素描，内外皆有；第二辑可以视为“阿J”的另类“沉思”记录，在生活尽头自己长了出来，虚实相生；第三辑毫无疑问是“阿J”的梦境，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二十余章作品大部分是梦境记录。当年为何做这些梦，为何记下这些梦？诗人说一切均已不可知，后来才明白早年的梦境原来也属于阿J。这样整本集子摒弃了一切不相关和杂乱，统一于“阿J”之中。仿佛是“阿J”的“自画像”。探幽掘秘，又概无例外，加工、组合、延伸，整本诗集更多地关注人物，把读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阿J”身上，使他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其次诗人主张“写作意味着主要是与自己的对话。”诗人喜欢读庄子、苏轼、鲁迅。“但写作，往往是回到自身，跟自己较劲。”诗人在一篇《与谁对话》的创作谈里反复提到，“对‘对话’的迷恋，最终使我写下了一本叫《阿J》的散文诗集。那是我与自我对话的结果，当然也是在阅读中我与古代诗人们对话的结果。当我写与古代诗人的对话时，那是在求证对当代的理解；当我在写阿J的现代生活时，反过来是索求那些伟大的真理。一切都太难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达到愿望。”正如心理学家荣格说：“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清醒。”苏建平的创作正是如此，努力地践行着诗性。

“我到此安居，江南：花草易于扎根和繁茂的地方。空中流布着种子的花粉、飞翔的影子、婉转的歌喉，以及追逐它们的眼睛和耳朵。此情此景，一如少年之时。……现在我向你述说，杜子美。我们的音律和语言尚未变旧，而肉体早已不新。江山在我胸中一天天缩小。令我惊诧的是，你的江山却一天天茁壮起来。”

这是摘自集子里《李龟年的最后音乐》。经过安史之乱，两位艺术家在晚年重逢。《江南逢李龟年》是从杜甫自己的角度表达的，这章散文诗却以李龟年的视角，作了基于想象的表达，既将时代动乱的密码暗含其中，又向杜甫诗歌抓取时代精神表达了一位艺术家的最高敬意。青春与老年，安逸与动荡，梦想与失落，以及即将走向时间尽头的黯然内心，尽在其中。

如果说上面这章散文诗的语言受古典文学影响，保持了传统的浪漫情怀，那么诗集中更多的是异质的文字。如开篇《阿J的室内乐》开头就这样写道，“如果桌椅咯吱一声，阿J会联想到镜子。一些蜘蛛丝爬上了脸，也爬进了镜子中的脸。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被镜子轻易地一分为二。”这个现场刻画，如同生活旋转的魔方。异化和相互异化，数量化和抽象化都产生出物理效应，是时代的特点，也是症结。“卑微之物，无名时刻，均有神迹。”在诗集里呈现的是诗人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处境的考察和反思。现代人在竞争机制下往往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主体，感觉不到自己是人类力量的承担者，一切都在异化。正如弗洛姆在论被异化的现代人所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上富裕的同时，已使人性变得枯竭贫乏，财富在增加，人性却在退化。”诗人苏建平想言说和揭露的也有这一点。

再比如《梦》《光线》《废话》等许多篇章，语言在呈现异化的现实景观时，也同时呈现了被强大的现实所同质化的一面，它们相互缠绕，在象征的意义上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图景。这绝对是诗人苏建平的语言，呈现出社会中人的复杂性和分裂性。如他的《面具》里写到“我梦见我来到一个奇异的国度。……我发现这个国度是半封闭的，就是说，一旦外乡人闯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的指望了。……等到我被拉到一面大镜子前，我才发现我的脸孔完全变了。”这些类似卡夫卡的异化，是一个人与世界，与自己的疏远和对立。《进化》中“那是个闻所未闻的奇异国度，堆满了各种兵器……”则传达出“玩火者必自焚！”的真理。《声音》开头写“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似乎在船只上颠簸了一下，被抛向一个异常陌生的地方。”也把读者带进虚设的世界，而这虚无的所在恰恰正是现实的投影。《境遇》中，当“我”坦诚相告时，周围的人们竟认为“我”有病，“作为病人，我的最大症状在于判断任何事时都是直言相告，从不知道曲折而委婉的说法在何处。”这本集子中的散文诗关注现实，灌注了基于观察并经过提炼的现实性，有时候近乎超现实主义。

爱默生在《自然》中指出，“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写诗是接近内心的行为，语言是载体，更是外衣。“镜中人”“影子”“隐身人”“梦中人”“白影”时时出场，生活就像魔镜。苏建平笔底呈现的是一种安守自己灵魂的语言。诗人面对现代都市不断“变形”的画面，与当下的自我不懈对话；通过深度意象的展示，深刻诗性的捕捉，拆解命运中的种种不适，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核，也呈现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

曾读过苏建平一组以《苏轼的怀乡日记》为题的作品，那时就感觉到他的表达是独具魅力的。这本散文诗集里更是不乏具有诗性特质的作品。

对于“阿J”这个人物，诗人的刻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这样的表达才有了思辨性。表达机智，构思机智，语言机智，由此，我对诗人的思维有了更深的思考。但我的思考又远远跟不上。这就有了不同阅历的人的阅读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苏建平的诗歌，自由的散文诗。理性，感悟，诗性融合自然圆润。区别于那些小情小调的伪抒情，更区别于高蹈的假抒情。

诗人的文字是思与诗的对话，文字伸出自己独特的诗意舌头。对词的造访或语言在诗中的栖居，一地隐喻，创造出诗句的深远；有时又对自身或现实在探讨与解释中交互，呈现出一个立体的阿J，也体现出深邃的诗性。

鲁迅说，少年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稀奇的事。我想说诗人苏建平也是。他精准地捕捉诗意，呈现出自然的细节，让深思熟虑的笔触面对过去，也朝向未来。“辨认时间的轨迹，从一只碗碟的缺口。”诗人喜欢使用“剥离”这个词，又比如“反抗”“破碎”，这是一种行进中逼迫的现实感。

回到形式来看，《回答》《废话》中大段大段对话的运用，《醉汉》里大量省略号的运用，《诱惑》《爱人》等章节中人名多由字母替代，有时通篇以名词罗列构成。看似写得随意，有时完全是意识流的笔法，但各篇章法不雷同，诗意洋溢其间。

内容也丰富多样：有《受孕的事物》《黑》等生活经验在场；有《白鲸》《阿J的交谈：在古典中生长》等读书读诗所悟；也有《阿J对字母A的凝视》《一条数学意义上直线的A》的奇思妙想。大到《天体》《宇宙》，小到《某一个汉字》《一颗雨滴》。真可谓“领域的广阔，词语的敏感”。而这一切经由诗人精心安排，都在一个“诗”的空间里尽情表演，像是自由度极高的空翻的杂技。总之，他的散文诗是一个谜，谜面是万物，谜底是诗篇本身，读者读了才知晓。

观察的广度、思辨的深度和叙述的纯度，这本集子的作品充分反映了苏建平的睿智。创新实验，深度挖掘语言异质；揭示现实，智性表达，诗人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带着自己手指的温度，也带着炽热的火焰。九叶派诗人郑敏老先生曾提出过一个诗人应该拥有自己的“指纹”，无疑诗人苏建平做到了。他寻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指纹”，为散文诗设置了最个性化的密码，拒绝了众声雷同、千篇一律。当然他更没忘了诗性，没忘了方便真正的读者与他交谈。

附：苏建平散文诗集《阿J》节选

李龟年的最后音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我到此安居，江南：花草易于扎根和繁茂的地方。空中流布着种子的花粉、飞翔的影子、宛转的歌喉，以及追逐它们的眼睛和耳朵。此情此景，一如少年之时。

现在我向你述说，杜子美。我们的音律和语言尚未变旧，而肉体早已不新。江山在我胸中一天天缩小。令我惊诧的是，你的江山却一天天茁壮起来。

我写下的音乐，演奏过的音乐，已经全部飞离我的记忆。它们似乎从未诞生过。有过夏天一般的开元盛世吗？有过一群日日演奏的宫廷乐师吗？有过一个厕身其中，名叫李龟年的人吗？

是谁在路旁的茶店里说了这个故事，恰好让我听到？

我来给杯中续点茶水，杜子美。

弦上的音乐，终会消散。它的消散，比起它的存在，更高。不得不如此。那在有形之弦上奏出的音乐！

当它们全部消散后，我才听到另一种音乐：我们全被拉在一根看不见的弦上。将军，宫女，征夫，黎民。在边陲，在宫中，在街道，在乡村。看见死，走向死，躲避死，永恒死。仅仅是一个音符，一个音句。

当我们肉身仍存，此乐就未形成。它一刻不停地滑向下一个音符。

包括此刻我们必将湮没的交谈。

包括我们交谈时正在衰老的肉身。

那唯一的音乐：不是手指奏出的音乐，而是肉身中长出的音乐。在这落花时节，它在叩我的门。

它越衰败，越有光。如你，走过了烂泥路、茅草屋：

你已经写下了唯一的一首诗，叫杜诗。

而我的音乐，李音，正安静迎接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