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思运 茱 萸

赵思运：关于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人们总习惯于使用“移植论”“本土化”等概念来解释。我更乐意用“本土性”来讨论。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新诗完全是西化的东西，应该在移植过程中“化”为中国本土，因此，“本土化”是一个变量过程。其实，我们应该澄清现代汉诗的“西方移植说”，研究思路从“本土化”转向“本土性”。“本土性”强调汉语诗性智慧及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体验，此乃为汉诗新诗寻根。而事实上，中国新诗之初受庞德的意象诗影响，而美国意象诗却是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启发而成。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如索绪尔（F.Saussure）范尼洛萨(E.Fenollosa)、德里达（J.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深深赞叹汉语文字的诗性功能。汉诗与西诗具有思维的同构性，而且汉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诗性智慧。谈论新诗的本土性，我们首先会面对关于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

茱 萸：前几年，中国诗坛（新诗）较流行谈所谓“对接古典”的话题，但只要稍加耐心审视这股潮流以及潮流中出没的不少“弄潮儿”或几片翻涌的“浪花”，就会发现，多数人对古代正典（或细化到“古典诗歌”）传统的理解非常浅薄，大概不超过“帝制时代”的童生的水平，且只是将“传统”当作一种外在装饰，而不是内在的精神结构，甚至连被“征用”的资源都不算——你之前说的“进行抽象化处理从而导致削足适履的弊端”，大概是我这意思的一个更学理化的说法。他们中很多人对古代典籍或古典诗歌的精神实质和细部风景，既缺乏起码的根基，也缺乏更深入的兴趣，只不过，时移世易，当初被激进主义者和文学进化论者抛到“历史的垃圾堆”去的那些东西，如今翻捡出来装点一番，似乎还挺能撑撑门面。自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