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君

(杭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题记数量很少,内容较简单,但其中记载的信息和书刻艺术等,是研究汉代丧葬礼俗、文字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值得深入研究。因此,长期以来,在不少有关汉代画像石等研究文献中多有述及。但综而观之,大多是较简略的叙述,且大同小异(1)据笔者有限的资料查询,在当代,除欧阳摩一的《论画像石文字的篆书艺术》(《文博》2004年第6期)、李贵龙的《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介绍、研究较为详细外,在其他诸如中国书法史、秦汉书法篆刻史和中国古代碑刻研究等文献中,基本上是大略提到而已。。特别是由于汉代画像石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有些石头毁泐、有些文字残损和当时的写刻者造字等原因,使一些文字难以识读,以致部分文献出现了一些识读谬误。本文主要从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题记内容、功能和篆书艺术特点等方面展开考论。

目前,笔者所见汉代画像石上镌刻的较突出的篆书题记有12处(2)除本文讨论的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题记外,也有其他的汉代画像石碑篆书额题,例如刻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刻于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的“梧台里石社碑”、刻于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的“白石神君碑”、刻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的“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等碑额书体均为篆书。拙文《汉代画像石碑略论》(《美育学刊》2019年第1期)已讨论,故不再列入本文讨论。,分别出土于山东、河南、皖北和陕北地区,简要考述如下。

一、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

(一)山东出土纪年和无纪年的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2处

1.“山鲁市东安汉里”篆书题记

1937年曲阜城东韩家铺村汉墓中出土7块石椁墓画像石,雕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画像。其中,第一石高2米多,为墓室中央隔板,侧面镌刻篆书题记:“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图1),该石现藏孔庙,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展示的刻石为拓片仿造(3)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

图1 “山鲁市东安汉里”篆书题记

该处篆书题记,学者们也作过不同的解读。例如蒋英矩认为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里的“东安汉里画像石”是一组很有名的画像石,共有7块石头,刻有11个画面(其中一面刻有题记),题记刻于第一石侧面。其中的“东”字与“安汉里”连在一起读名不正确,应称为“安汉里画象(像)”,其年代为王莽时期。篆书题记功能是标铭地点、用途的,但最上面的“山”字形双钩,具体涵义不解等。[1]李发林认为该处篆书题记中的双线勾勒的“山”字是艺术美化,别无他意;“鲁市”之“鲁”即指鲁国,此墓出土于曲阜城东十二里,属于市郊,故称“鲁市”,也有可能墓主生前居住在市内,死后葬于郊区;“东安”二字为乡或里的名称;“汉”指汉代,而非里名中的字;“里禺”指人名;“石也”指墓石。“东安汉里画像石”应称为“里禺墓画像石”,这组画像石的镌刻时间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等等。学者们的不同解释各有其理由,不便妄议。笔者认为,现存该石篆书题刻内容记载了墓主的墓葬地、籍里、生前居住地是可信的,该石上第一个篆字“山”,用双钩线条造型,就是为了整幅文字章法的美观,没有其他含义。另据文献记载,该处出土的还有一石篆书题刻,内容为“河平三年八月丁汉里禺里塻”,现存拓片。[2]李发林认为这块石头与“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画像石同为里禺墓出土[3]。笔者仅见图片,是否为同一墓出土亦不妄加评判,但从该石上的篆书风格上看,与“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篆书似为同一书丹者和石刻艺人书刻。

2.麃君墓石人像篆书题刻

麃君墓石人像为两尊站立石人像,原立于山东曲阜西南五里张曲庄一座汉墓前,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移置曲阜孔庙内,现藏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左一站立石人高254厘米,下肢镌刻两行篆书“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右一站立石人高220厘米,下肢镌刻篆书“府门之卒”。[4]这两尊石人像均无纪年,雕造时间为东汉时期(图2)。

图2 麃君墓石人像刻铭

(二)河南出土纪年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4处(“冯君孺久”墓篆书题记和登封三阙篆书题刻)

1.“冯君孺久”墓篆书题记

该墓1978年出土于南阳唐河县湖阳镇新店村,现藏南阳武侯祠内。该墓墓壁雕刻有执笏拥盾、二龙穿壁、白虎铺首衔环、朱雀铺首衔环、羽人和人物等图像。篆书题记有9处,分别是:前大门南柱上方镌刻“郁平大尹□□□□冯孺□□无□□□”,南耳室东门柱上镌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车库”,中大门南门柱正面镌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中大门”,南侧室门楣上镌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南方”,北侧室门楣镌刻“北方”,南主室门楣镌刻“西方内室”,中大门门楣背面镌刻“东方”,南北两主室之间的中柱上镌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4)参见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载《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闪修山:《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研究补遗》,载《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南阳汉画馆:《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80页。(图3)。

从“天凤五年”时间判断,该处篆书题记刻于王莽天凤五年(18年)。但题记中的“冯君孺久”之“久”字,学界也有不同的识读。发掘简报等不少文献认为是“人”字,把墓主定为“冯君孺人”(5)参见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载《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卷“图版八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2-29页;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36-139页等。,也有些文献认为是“久”字,把墓主定为“冯君孺久”(6)参见闪修山:《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研究补遗》,载《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南阳汉画馆:《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80页;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9页等。。笔者查阅了相关篆书词典并仔细观察该字的形态等,认为该字是篆书“久”字,而非“人”字,墓主应为“冯君孺久”。

图3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篆书题记(局部)

2.登封三阙篆书题刻

登封三阙指的是现存河南登封市嵩山的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和启母阙。太室石阙是汉代太室山庙前的东西神道阙,双阙保存较完好,但图像和铭文已漫漶不清。其中,西阙南面额题阳刻篆书,内容为“中岳泰室阳城崇高阙”[5]309,316。从铭文中的“元初五年”判断,该阙刻于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年)。

少室石阙是汉代少室山庙前东西神道阙,阙身雕刻车骑出行、月宫玉兔捣药等画像和铭文。铭文高43厘米,宽197厘米,22行,每行4字,但均不完整。额题篆书:“少室神道之阙”(7)参见高文:《中国汉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2页;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等。。阙铭:“□□□□;□菆林芷;緜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阳城县;兴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零薛政;五官掾阴;林户曹吏;夏效监庙;掾辛述长;西河圜阳;冯宝丞汉;阳冀袐俊;廷掾赵穆;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庙佐;向猛赵始”[5]323-324。该阙文大致内容是记载“三月三日郡阳城县兴治神道”和“君丞零陵”等修治人等(图4)。据文献记载,该阙刻于汉安帝延光二(三)年(123或124年)。关于该阙铭文书体,不少文献认为是隶书。笔者认为,实际上该阙铭书体是篆书。

图4 登封嵩山少室石阙铭(局部)

启母阙为双阙,是汉代颍川太守朱宠等人为启母庙兴治的神道阙,两阙身均有画像与阙铭,但均已损毁。阙铭分为两层,无额题,各高62厘米,宽298厘米,共36行,每行9至12字不等(8)参见高文:《中国汉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65页;徐玉立:《汉碑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37、338页等。。据文献记载,该阙刻于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该阙铭文大致内容是记载鲧和大禹治水的事迹,颍川郡阳城县为开母庙兴治神道阙等过程和目的意义。限于篇幅,此阙铭文不再辑录,可参见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等文献识读[6]。

(三)安徽出土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1处

安徽出土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1处,是无纪年的“太尉府门”画像石篆书题记。该石出土于安徽濉溪县韩村镇祁集村常家谷堆,出土时间不详,现藏淮北市博物馆。石横长185厘米,宽41厘米,为墓室门楣石。该石四周有边框,框内左右两边各雕刻子母阙形象,中间雕刻田字格印章款式的篆书题记:“太尉府门”[7]。镌刻时间为东汉时期。

(四)陕北出土纪年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2处及无纪年3处

陕北出土纪年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有2处:辽东太守画像石篆书题记和张文卿画像石篆书题记。无纪年的有3处:郭君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王君威画像石篆书题记和木君孟山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

1.辽东太守画像石篆书题记

1983年8月,陕西绥德县黄家塔7号墓即“辽东太守”墓,出土了东、西耳室横额画像石各一块,现藏陕西绥德汉画像石馆。东耳室横额石高38厘米,宽178厘米,其上图像边框外镌刻阳文篆书题记:“辽东太守右府”。西耳室横额石高38厘米,宽191厘米,其上图像两边镌刻阳文篆书题记:“辽东太守左宮(宫)”“永元二年大(太)岁在卯造”和“巧工王子年所作”(9)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藏,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图5)。

图5 辽东太守墓西耳室横额石篆书题记

从题记中的“永元二年”时间判断,该处篆书题记刻于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但题记中的有些字,学界有不同的识读。有学者把“辽东太守右府”识读为“辽东太守石(？)府”,把“辽东太守左宮(宫)”识读为“辽东太守左官”,把“巧工王子年所作”之“王子年”识读为“王子侯”等[8]。有学者把“辽东太守右府”识读为“辽东太守右宫”,把“永元二年大(太)岁在卯造”和“巧工王子年所作”,识读为“永元二年太岁在此造”和“巧工王子□□作”(10)参见徐玉立:《汉碑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李贵龙:《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77页。,等等。笔者认为,从该处篆书题记的原刻和拓片字体形态、笔画看,“辽东太守右府”中的“右府”,既不是“石(?)府”,也不是“右宫”,是“右”与“府”两字。“辽东太守左宮(宫)”之“宮”,同“宫”字,而非“官”字,尤其是从拓片看很明显是“宮”字。“永元二年大(太)岁在卯造”之“大”通“太”,“卯”字指卯时即造墓时间,而非“此”字,因为太岁在“此”造,时间上说不通。“巧工王子年所作”,为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解读,笔者认为解读较合适,其中的“年”字,显然不是“侯”字,制作该墓的巧工应为“王子年”。

2.张文卿画像石篆书题记

张文卿画像石于1998年绥德县中角乡白家山村出土,现藏陕西绥德汉画像石馆。该石为后室门中立柱,石高123厘米,宽20厘米,上部阴刻隶书题记:“西河圜阳张文卿永元十六年十月万岁堂”,下部阳刻篆书:“张公寿室”(11)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藏,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图6)。

图6 张文卿画像石篆书题记(局部)

从题记中的“永元十六年”判断,该墓题记刻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但题记中篆书“张公寿室”之“寿室”较难识读,不少文献解读为“张公之室”(12)参见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第192页;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79页。,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展示的拓片标签释读为“张公寿堂”等。笔者观察原石铭刻和查阅相关资料,觉得“张公”后面的第一个字可能是“寿”字,即该字与一些汉印中的寿字写法接近,“之”字在篆书中未见此写法。第二个字也即是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室”字,即在篆书中,该字与“室”字写法接近,同时这个“室”字与该石上面的隶书题刻“西河圜阳张文卿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中的“堂”字,在形态、笔画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所以笔者认为这四个篆书可能是“张公寿室”。

3.郭君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

该石于1980年5月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现藏陕西绥德汉画像石馆。该石为墓室立柱石,高134厘米,宽19厘米。竖刻阳文篆书:“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13)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藏,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图7)。

图7 郭君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拓片

该石为无纪年画像石,镌刻时间为东汉时期。题记中的“夫人”两个字,学界也有不同的识读。例如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展示的拓片标签,以及一些文献(14)参见李贵龙:《石头上的历史——陕北汉画像石考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176-177页等。释读为“夫人之”,即“大高平令郭君夫人之室宅”。这样的识读可能是把“夫”字理解为“夫人”两个字的合写,把“人”字看成了“之”字的缘故。在汉代画像石上两个字合写在一起,以及把某些字进行装饰艺术化写刻现象不少,这是由于当时的书丹者或石刻艺人的造字、别写,或装饰艺术化写刻等造成的。但笔者查阅一些篆书词典和仔细观察原刻字体,认为该题记中的“夫”字不是“夫人”两字的合写,“人”字的篆书写法与“之”字的篆书写法区别很大,所以这两个字不能解读为“夫人之”。这两个字应是当时书丹者或石刻艺人的装饰艺术化表现,这种现象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上的隶书题记中较多,笔者将另文讨论。

4.王君威画像石篆书题记

该石1983年绥德县黄家塔4号墓出土,现藏陕西绥德汉画像石馆。该石原位于墓前室南壁上方,长152厘米,宽30厘米。该石画面分上下两栏,上栏雕刻云气纹样,下栏雕刻狩猎图,画面中间阴刻篆书:“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府舍”(15)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藏,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其中,“尉”字残缺(图8)。

图8 王君威画像石篆书题记

5.木君孟山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

该石2005年米脂银州镇官庄村2号墓出土,为墓前室北壁中柱石,现藏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石高162.5厘米,宽16.5厘米,竖行阴刻篆书铭文:“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夫人德行之宅”(16)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藏拓片,文字为笔者考察识读。(图9)。

图9 木君孟山夫人画像石篆书题记

二、汉代画像石篆书题记功能与艺术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题记功能与艺术表现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题记与隶书题记一样,有着对墓主人姓名、籍贯、官职、墓葬时间和墓室、石阙结构等标明和歌功颂德的功能。例如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中的篆书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内门等,“墓室内的几处题记,使我们明确了墓葬各建筑结构的本来名称和用途,我们过去习惯称为‘耳室’的,此墓榜题明确称为‘车库’,它与耳室内所出土的车軎、衔镳相互印证,表明了这种所谓的‘耳室’实际是作为库房用的”[9]。其他例如“山鲁市东安汉里”画像石、麃君墓石人像、辽东太守画像石、张文卿画像石、大高平令郭君夫人画像石、王君威画像石和木君孟山夫人画像石等篆书题记,也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墓主姓名、籍里、官职、墓葬时间等。特别是登封嵩山三阙铭文,虽然记载的是“兴治神道”过程、修治人以及鲧、大禹治水的事迹等,但实际上是对汉代统治阶级“丰功伟绩”的美化与赞颂。可见,这些篆书题记与众多汉代画像石上的隶书题榜功能基本一致,体现出了汉代画像石上题榜文字的普遍性作用。

在汉代画像石上用篆书题刻,也有强调墓葬的庄重、对墓主人的尊敬和加强画像石审美效果等意图。汉代画像石是在两汉时期“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等社会风气中产生的,墓主人生前、墓主死后其亲属为了美化幽冥世界和表达忠孝节义悌思想,或书丹者和民间石刻艺人们为了迎合死者、亲属的审美需要等(17)在秦汉时期,达官显贵生前为自己造墓的风气很普遍。如果生前未造墓也会嘱咐亲属为自己选择墓葬地点、随葬品和墓室装饰方式等。也有的可能来不及交代由亲属决定墓葬方式,也有的可能由画师和石工们安排墓葬雕刻方式等。参见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68页。,而尽可能地模仿现实世界中立碑颂德用篆书题写铭刻碑额碑文等做法,在标注姓名、官职、籍里、歌功颂德,强调尊重尊敬、体现庄严肃穆的同时,也为了图像与题榜文字整体装饰美观的需要而为之。例如上述不少篆字写刻精良,端庄方整,体现出了神圣庄严之感。较为突出的,例如张文卿画像石题记,其下“张公寿室”4个篆书与上面的17个隶书之间有较宽的间隔空隙,应该是为了尊重“张文卿”,或为了装饰美化而刻意为之的。“王君威”和“太尉府门”画像石上的篆书,两者均采用了篆刻汉印方式置于画面中间,字体方正端庄,线条粗壮,排列工整,既庄重、严肃、厚重,又古朴、雅致、美观,显然有着对幽冥世界的美化意图,而非民间书丹者和石刻艺人的随意写刻。

在汉代画像石上,用于写刻题记思想内容的篆书艺术,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点与风格。“山鲁市东安汉里”画像石上的篆书,字形趋于方正,圆笔转折居多,方折笔很少,线条细劲流畅,柔韧婉转,字体大小相间,布局疏密得当。尤其是不少学者都提到的“山”字,采用双线勾勒,显得饱满大气,书丹者应该有着避免其因笔画少、单薄而使上下字不协调,影响美观的意图(图10)。从大体上看,其篆书有着秦篆严正肃穆的传统,也有着汉“标准小篆”的特点。同为山东曲阜出土的麃君墓石人像,其篆书“汉故乐太守”和“麃君亭长”,字形长方,圆笔转折较多,章法布局较工整,较明显地体现出了汉篆特点。但“府门之卒”中的“府门”二字有着显著的隶书笔法,其中“之”“卒”与“汉故乐太守”的特点、风格一致。尤其是两尊站立石人像的下肢篆书位置设计,在出土汉代画像石中是不多见的。即这种设计方式应是民间画师和石刻艺人等制作者为了既不妨碍石像的完整性,又要标示人物身份、表达尊重和装饰美化等,而刻意把篆字刻于人物下肢的匠心独运。

图10 “山鲁市东安汉里”篆书题记

“冯君孺久”墓篆书,字形方折平正,笔画转折方圆尖并用,线条较粗壮厚实。在章法上,字的大小间隔有序,排列较工整。特别是“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10个字,采用汉印布局方式而又有变化,即采用竖线划分出三个竖行,其中左竖行“藏阁”二字刻意加长,与另外两个竖行8个字对称,中间竖行中的“久”字,右竖行中的“平”字均缩小,给人以大小相间、统一之中有变化的整体美感(图11)。但总体上“作风浮媚华丽,是该时期篆书的代表性作品”[10]31。登封嵩山三阙的篆书艺术特点与风格,学者论述较多,其中不少学者认为“皆带有隶书的意味”“实一时一手所作”[11]83-84等,此不重复叙说。

图11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篆书题记

“太尉府门”画像石上的4个篆字,采用汉印构图方式,字体方正,用笔方折,线条瘦劲,章法整洁(图12)。其中,从“府门”二字的形态、结构和风格上看,与麃君墓石人像下肢刻铭之“府门之卒”相近;从艺术形式上看,与“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和“王君威”画像石上的篆书相似,即都采用了汉印构图方式。不同的是“太尉府门”的线条瘦劲、转折和起收笔较圆润,特别是与“王君威”篆书有显著的区别,即“王君威”的线条粗壮、点画宽厚、端庄稳重、起收笔多方正、转折多直角、刀锋峻爽,装饰性较强,是典型的美术篆书。

图12 “太尉府门”画像石篆书题记

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中,辽东太守墓画像石上的篆书呈现出了特殊面貌,即篆书形态张扬、怪异、多变,既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又有隶变形态,大体上可列为鸟虫篆一类,这是目前所见汉代画像石上题榜篆书中较为特殊的一例(图13)。其他总体上看,字形端庄稳重,线条宽厚粗壮,装饰性强,章法布局工整,既有采用汉印方式的,也有竖行排列等,体现出了较统一的装饰艺术风格,较大可能为同一书丹者和石刻艺人群体制作,可谓典型的美术篆书。

图13 辽东太守墓东耳室横额石篆书题记

与上述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区显著不同的是,陕北地区的篆书鲜明地体现出了书丹者和石刻艺人装饰图案化的艺术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较为突出的,例如郭君夫人墓画像石最上部雕刻的是图像,下面竖行镌刻了“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10个篆字。从章法布局看,上下字的大小、长短、宽窄、间隔基本一致,多一个、少一个,大一点、小一点,长一点、短一点等都不美观,并且这10个篆字无论是形态、间架结构,还是笔画弯曲、伸展、线条的粗细等,都展示出了很强的装饰图案化特征。尤其是书丹者和石刻艺人把其中“人”字的撇笔线条缩短,把捺笔线条加长呈反“S”形,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审美,即石面上的空间有限,为了强调整体章法布局的美观而巧妙地设计。从汉篆的类型上看,这10个篆字属于汉篆中的美术篆书类。

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主要是小篆字体,尽管体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艺术特点与风格,但它们也是汉代篆书艺术发展的镜像之一。从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看,小篆书体成熟于秦代,西汉初期逐渐式微,尤其是到东汉时期隶书高度成熟,广泛运用于官方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通用文字,篆书退出了社会通用书体的地位。但篆书依然在发展,其中在皇帝策书、墓碑额题、纪功颂德性碑文、汉印、通关证件、地图题名和瓦当、画像石、画像砖、铜器铭文,以及丧葬经幡等重要场合和器物上的运用较为常见,所以上述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也是篆书文字在汉代发展与运用的体现之一。从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看,在汉代,篆书作为艺术并未退出书法历史舞台,其实用范围虽大大缩小了,即“它们作为应用工具为主的文字性质已经改变”,但“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已由实用转向了审美领域”[10]31,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的汉篆。例如出现了流传至今的西汉时期的《群臣上醻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和《上谷府卿坟坛刻石》,东汉时期的《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和《嵩山启母庙石阙铭》,以及《鲜于璜碑》《樊敏碑》(18)《鲜于璜碑》与《樊敏碑》两碑上均有画像,可称为画像石碑,列入汉画像石范围,将另文讨论。《张迁碑》和《赵宽碑》等碑额(19)据学者统计,汉代石碑中有篆书额题的大致29件。参见杨子墨:《汉代石碑书法的功用特征》,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编《秦汉篆隶研究》,2013年。篆书艺术。不仅如此,而且还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篆书风格,例如《袁安碑》和《袁敞碑》(20)《袁安碑》1929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袁敞碑》192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被学界誉为“汉代为数不多的标准小篆碑刻”,“两碑篆书风格基本一致”,“两碑书写者很可能是同一人”。《祀三公山碑》(21)《祀三公山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清代乾隆年间发现于河北元氏县。篆书线条已变秦篆的圆转为方折平正等,而被称为“缪篆”的代表[11]82-84。镌刻在丧葬礼俗性建筑构件的墓阙、祠堂和墓室画像石以及庙阙画像石上的篆书文字,有的可能是书家书丹,有的可能是由书写水平较高的政府掾吏、属吏等书写,有的可能是社会上的专职写手为之,有的也可能是民间石刻艺人书写并勒刻的。这些书丹者或直接展现出了某种特点与风格,或受到某一地域性特点与风格的影响。例如登封嵩山三阙额题与铭文,虽然不知写手为谁,但“篆法方圆茂密,虽极剥落,而神气自在。其笔势有肥瘦,亦有顿挫,与汉缪篆相似”,且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篆书风格,这种较高的篆书书写艺术水平,显然不是一般书者书丹(图14)。特别是汉代墓阙、祠堂和墓室画像石制作者直接模仿碑刻篆书,或模仿碑刻用篆书题写碑额等做法,也是汉代画像石制作的手法之一,因此也使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艺术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与风格。

图14 登封嵩山启母庙石阙铭(局部)

综上所述,相对众多汉代画像石题榜中的隶书,篆书是极少的部分。尽管如此,对其进行搜集、整理、考辨,有利于对某些汉代画像石的出处、图像内容等方面的考证与界定。与汉代画像石隶书题榜一样,篆书题记也体现出了标示墓主姓名、籍里、官阶和歌功颂德等功能,反映出了汉代画像石题榜文字功能的普遍性。虽然汉代画像石上的篆书艺术体现出了不同地域特点与风格,但它们已不是标准的汉篆,特别是有些篆隶结合的样式和篆隶笔法结合的字体形态,较鲜明地体现出了隶变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汉代篆、隶书文字艺术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