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发生分歧矛盾并最终决裂的总根源在于两者利益的根本差异，而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苏俄内部的矛盾摩擦以及权力斗争加速了二者的决裂，同时陈独秀在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和自身性格特点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深入分析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产生矛盾分歧的原因，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今正确地处理党际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矛盾分歧;原因

[作者简介]聂云鹤（1993-），女，汉族，山西忻州人，忻州师范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31，D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11-0007-03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随着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解密和整理出版，学术界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渐趋客观详实。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接触了解到逐步信服认同再到争论服从，最后发生冲突进而决裂的复杂演变过程。二者关系的演变发展不仅左右着陈独秀的政治生涯和命运，更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大革命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深入思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矛盾分歧的原因，对于重新认识大革命及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者利益的差异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矛盾分歧的总根源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分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其总根源在于二者利益和立场的根本不同。

（一）莫斯科的“苏俄利益至上论”

共产国际本是列宁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其在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客观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很多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经费支持，如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等等。但由于共产国际是由苏共发起，总部设在莫斯科，并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财政等方面都处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控制之下，因此共产国际的决策更多地受到苏俄自身利益及其内外政策的影响。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公开宣称，“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①，这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必须服从苏俄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这既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共产国际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进行联系寻找同盟者的过程，也表现在苏俄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共和中国利益的态度。1925年洛迦诺协定的签署使苏俄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此，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搁下’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也就是实际上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②这就造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许多损失，同时也使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分歧。

（二）陈独秀为维护中共利益所作的斗争

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当然要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利益，这就会在某些问题上和共产国际发生分歧。共产国际在推行国共合作战略的过程中，明显存在重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轻视共产党和工人力量的倾向。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之一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③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也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④因此，共产国际根据马林和孙中山的提议，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能退出国民党。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利益的问题上，陈独秀作了很多努力和斗争。在国共合作形式的问题上，陈独秀一开始不赞成党内合作的形式，在中共二大上强调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实行党外合作。对此，鲍罗廷后来也曾承认：“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⑤

此外，在戴季陶主义、“中山舰事件”以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陈独秀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在中东路问题上，陈独秀从本民族利益出发，批评所谓“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面对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的退让以及各项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指示，陈独秀有自己的见解，并非没有抗争过。然而这些主张却都未得到采纳，使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升级，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从无奈屈从发展到最终决裂。

二、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和苏俄内部的分歧摩擦是二者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分歧根源于二者利益的根本差异，同时也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组织关系，以及苏俄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

（一）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

陈独秀起初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⑥但后来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力量弱小，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都不足等原因，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⑦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二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又使得联共（布）可以越过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关系使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总是保持一种领导者的姿态，轻视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鲍罗廷就曾“把共产党人看做私生子”⑧，这种专横和蔑視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自然会引起中共党人的不满。

此外，共产国际的这种领导体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往往很难发挥自己的独立性，从而无法根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实际情况适时作出策略上的调整。所以说，陈独秀在很多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有过分歧，但由于其想法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支持，多次抗争无果。陈独秀鉴于共产国际的纪律要求而不得不无奈屈从，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当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受到重大挫折和损失时，又因为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行为而使得陈独秀与其矛盾升级并最终决裂。

（二）苏俄内部的分歧和摩擦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本来就对中国的国情并不完全了解，其政策的制定经常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加之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共产国际的指令不是一以贯之，而是经常前后矛盾、忽左忽右，陈独秀身处在这种复杂形势中难以适从。

首先，莫斯科派驻中国不同地区和机构的代表之间经常存在意见上的矛盾和分歧。如大革命前期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大革命后期鲍罗廷与罗易关于土地革命的分歧矛盾等等，这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无法对革命进行有效的领导。

其次，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存在多数派和少数派，即斯大林和反对派托洛茨基之间的纷争。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与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有直接联系;斯大林却坚持认为：“我们的政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的正确性。”⑨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正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把责任推向中国共产党及陈独秀，这直接导致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分裂。

最后，由于中苏两国在文化背景、革命实际、国情党情等方面的差异，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矛盾和分歧。

三、陈独秀的个人素质是二者发生分歧矛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冲突的原因，除了二者利益的差别和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以及苏俄内部的矛盾摩擦之外，陈独秀的个人素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理论准备和政治经验不足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把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由学习和坚持民主主义逐步转向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苏俄的革命道路和斗争经验都十分敬仰。陈独秀在1924年5月曾经有过明确的表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一经成立就立即投入到了发动工农运动等实际斗争当中，时常受到反对派的打击，这就对领导人自身的理论素质和领导策略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实际革命过程中多次屈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既有他对苏俄道路的敬仰和共产国际的纪律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其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对共产国际照搬苏俄经验的指示缺乏一定的判断力，理论素养还无法适应革命的迅猛发展。同时，陈独秀作为一名学者型领袖，在政治经验和革命斗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缺乏灵活性。陈独秀在离开党的领导职务后又迅速转向托派也反映了其政治思想的不成熟。谢尔盖曾批评中共领导人：“在北伐问题上太不会应付了。群众很难领会他们的新立场，这就更需要我们在言行上讲究策略。”⑪显然，在复杂的实际环境中，陈独秀由于理论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不能妥善地处理好自身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二）陈独秀性格上的原因

对陈独秀的印象，有人认为他有家长制作风，有人认为他容易感情用事。陈独秀自己也曾写道：“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則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⑫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也多次写道，在革命危机时刻多次屈从于共产国际代表而未能坚持其自己的意见。⑬这充分表明了陈独秀作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态度不坚决，未能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未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总之，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之中，陈独秀很难理清多方关系、应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从而在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一定的错误，自身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从协调走向决裂。

四、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些思考

（一）领导人素质至关重要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其政治生涯乃至个人命运始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可分离，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毋庸置疑，陈独秀早期在启迪民众、解放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斗争、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等方面均有着巨大贡献。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本人由于受到主客观、内外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够正确地处理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能准确地判断革命形势和进程、没能坚定地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这都说明了一个政党领导人在战略决策、理论水平、政治素养、沟通协调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会对整个政党和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独秀所犯错误往往是因其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不能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所造成的。因此，在看待和解决问题时须立足当下、基于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赋予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等方面优势。此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演变也启示人们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及平等的党际关系原则，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加强政党间、国家间的沟通和联系，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化解各种矛盾纷争，力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同时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⑩陳独秀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

⑫陈独秀文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⑬陈独秀文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63页.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