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敏

日本小说《山茶文具店》讲述了一个代笔的故事：主人公鸠子是委托人的“影子替身”，专门为需要的人代写信件。鸠子的代笔并不简单，工序有很多道，从纸张、笔墨、信封款式、邮票风格的选择，到内容、措辞的斟酌，甚至信件密封的隔夜处理，都是为了完美契合写信人的身份和要求，并尽可能准确地传递委托人的心意。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电商发展衍生的一项附加服务——网购礼物，送手写贺卡。内容可定制，由商家同礼物一并发给要赠送的朋友。虽不是送礼者本人笔迹，但聊胜于无，也是速食时代的一点儿仪式感。

现在提起贺卡，未免会有复古之感，但20年前甚至更早，纸质贺卡都是礼尚往来的标配。尤其是贺年卡，它的正经历史只有200多年，前身却可以追溯很远。作为一种“无用之物”，它承载着中国人几千年的礼仪基因和情感需求，尽管有的时候，并不那么单纯。

不走心的海投

在中国，赠送贺年卡的习俗可以追溯至唐代。《类说》中有个故事叫“陶谷易刺”，“刺”指名刺，名刺就是我们常说的名片，这个词日本至今仍在使用。新年的时候，大家互换名片，投刺拜年。

投刺这种风俗，最初是从官场兴起的，官场嘛，大家互相之间并不怎么热情，更像是例行公事。马未都的文章里曾提过，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会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写上“普天同庆”赐予大臣。这股风气传到民间之后，大家不敢使用金箔，而且金箔真的很贵，就改成了梅花笺纸，在笺纸上竖着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

传说南宋人张世南在著作中记载，他家藏有北宋名家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贺卡。秦观是真的爱送贺卡，《华夏风物探源》这本书中提到，文献记载中的第一张贺卡，就是秦观赠送给朋友子允的。这张贺卡上面只写了17个字：“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就是“子允学士：祝您新年快乐！秦观。”

原本过年时，官员会到上司家登门拜年，本人亲自呈送名帖贺卡，以示郑重。但宋朝大家都很忙，有的官员没法亲自去拜年，或者拜年时没见到正主，就会派仆人呈送或留下拜谒的卡片，上写贺年的祝福语句，以表亲自上门拜年之意。慢慢地，送卡片取代了拜年，成了一种风尚。可以说，这种风俗对于不爱交际的“社恐”，抑或朋友太多拜不过来的“社牛”，都非常适合，省去繁文缛节，效率大大提高。

投刺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大概和现在微信群发祝福差不多。宋人周辉《清波杂志》里写：“正旦交贺，多不亲往，令人每至一门，喊数声，而留刺以表到。”周密的《癸辛杂识·送刺》记载：“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仆人甚至都不用进门，一人多投，喊完就走，是一个无情的工具人。

到了清代，内卷更加严重。褚人获的《坚瓠集》介绍：“拜年帖，书某人拜贺，素无往来者，道路不揖者，而亦及之。”意思是即使只闻其名不识其人，过年了也要送刺表达意思——这已经不是群发祝福了，而是在群里发祝福。当时，大富大贵之家因为应酬不暇，会在门口挂个箱子，类似现在的信箱，接受各方投刺，称之为“接福”。也有挂个红纸袋接受投刺的，名曰“门簿”。

雪片般的交情

与官场相比，民间的贺年卡显得更加真情实感。晚清，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卡的风尚带入中国。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五）所载“总署奏各国使臣来署贺年片”条目，可知清光绪年间，这一风尚已见诸官方记载。这也是“贺年片”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待到明信片傳入中国后，清政府于1896年开始印制邮政明信片。无论传统的农历春节，还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时的阳历新年，通过邮寄或投递贺年卡、明信片祝贺新年，很快成为中国都市人群热衷的一种贺年方式。1936年，仅上海一地，就能在新年元旦前后消耗贺年卡200多万张。

时过境迁，到了千禧年前后，更加精美的贺年卡伴随着商业印刷规模化发展和新中国邮政事业的全面铺开而风行。曾几何时，每至这个时节，不待年底，中小学生就会早早拉出清单，盘算联欢会的时候要送几位同学贺年卡。买贺卡的时候也要思量一番：这个图案衬他吗？她会喜欢这个音乐吗？一张小小的卡片，珍重落笔于纸上，隐忍又热情，是情谊、礼仪的表达。

此时，虽然物质丰饶、人情暖热，但贺年卡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最后一个赠送、投寄高潮。

纸质贺年卡的辉煌注定短暂。一方面，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贺卡逐渐成为纸质贺卡的替代品；另一方面，环保理念开始抬头，舆论对于纸质贺年卡的态度开始转变。贺年卡、明信片大多是用高档木浆纸制作而成，生产这些纸张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当时有一个数据是：每生产10万张贺卡，需要消耗近30棵10年生的树木。因此，媒体号召公民大力践行勤俭节约、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理念，采用电子贺卡、短信、邮件、微信、即时通讯等方式进行拜年祝福。

即使在没有环保苗头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贺年卡盛行之风也有反对的声音。我们现在觉得贺年卡真诚浪漫，但上海《时事新报》当时曾发过一篇署名为“汪瑞生”的文章《废除贺年柬》，里边写道：“试问我送他一张，他也给我一纸，装潢固是美观，原来醒目一时而已。结果究竟，两相抛弃，值一废纸，有什么道理？至于交情说法，我们交友在乎精神。专靠那一纸贺年片，才算那朋友交情之道吗？唉，太无价值了！”

一纸真心为你

汪瑞生不会想到的是，100年后，不要说贺年卡，如果不是有孩子上学，不少家庭甚至难见纸笔。表达爱情送奶茶，表达亲情送红包，表达交情，还可以送土特产。

仪式感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一个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时代，书信、日记、贺年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字可传情。在书法中，笔法、笔势和笔意为三要素，它们决定了点画的力度、形态和气韵，因此古人说“见字如面”。我们可以使用很多工具，但不要忘记，自己还有书写的能力。

村上春树说，仪式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是对生活的重视，它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形而上的贺年卡，是我们非日常的一部分，它代表生活的复盘与重启，以及崭新的日子和希望。而这种仪式的载体，可以支撑我们应对生活中一些最艰难、最具挑战性的时刻。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有一张1922年共产党员陈毅安寄给未婚妻李志强的贺年卡，贺卡封面印着一名女话务员的头像，下方有“恭贺新禧”4个金字，卡片中间用绿色毛线固定，内页是陈毅安的手书英文“To my sweet heart ，Miss Lee.（赠给我的心上人李女士）”

陈毅安19岁入党，21岁从黄埔军校毕业，23岁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守卫井冈山大本营，一生戎马。他给异地的李志强前后寄过54封信，1922年的贺年卡即其中之一。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别人代寄、代表牺牲的“无字书”。

“你不要时常念着我，你去努力革命工作，你才是真正的爱我。至于我咧，我是永远爱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