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豫刚

中美贸易战是过去几年间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经济事件之一，如果一定要以史为鉴，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美日贸易争端是最好的对照。从学者的角度看，之前有过《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从金融角度，则有《管理美元》和《时运变迁》等书籍，而从美方贸易谈判亲历者角度的自述，最近引进出版的《美日博弈》，当属内容价值之翘楚。

此书的作者普雷斯托维茨是美国一线贸易官员中的“日本通”，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多年经商，后又受雇于美国政府成为贸易谈判代表，前后和日本政、产、学各界打交道25年之久，所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美国决策阶层对日的一致观感，尽管此书出版于1989年，但其中诸多断言，至今仍可作为我们对美方立场的一种切入观察。

就体例上而言，全書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回顾二战受降仪式为开端，引出美日半导体协议谈判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者的个人经历为依托，向美国读者详解日本政商体系的特别之处；第三部分则从工作角度，分析了美国体系在贸易争端中的弱点与不足，第四部分则是一个简短的展望。

尽管此书写于三十多年前，但其中一些论断今日看来尤不过时，特别是身为一个中文读者，亲历中国“入世”这二十年，日本的“通产省经验”和“窗口指导”，可谓是处处可见对应之处。文中所抨击的过度投资、过度出口导向、行政垄断等等现象，就在我们身边，异常熟悉。

彼时日本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优势，远较当下的中国企业为大，在汽车、半导体、消费电子等行业，日本不但握有制造能力，还握有品牌优势，同时，日方由于在二战后成为美国盟国，美国在日又有军事基地，因此一旦美方形成“国家意志”，日本很难进行对抗。因此，日本方面大量在美国进行广告宣传、院外游说等活动，而当前的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对抗性，很难在美国进行类似的操作。

另一方面，美日博弈处在“冷战”末期，彼时美国面对的首要矛盾是和前苏联的全面对抗，在政治军事领域，日本并非美国的假想敌，这与当下中国所承担的角色不同。中美之间除了经济矛盾，还有深刻的政治军事矛盾，中美间的经贸问题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更涉及到一些无法短期解决的深层次冲突领域，如果说美日博弈还是“秩序内”、“体系内”的博弈，美中间的博弈则可以说是“秩序间”、“体系间”的对抗了。

全书的第二部分，便着重于分析日本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商关系，以及“产业政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当然，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作者也不免陷入《菊与刀》式的整体论中，对自身的“异质”耿耿于怀，但其对日本特殊社会结构的拆解分析，无疑还是细致而独到的。

用作者的一句话来说，在美国企业界，普遍的认知是“政府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添乱”，而在日本企业界，首要的是和政府搞好关系。将美国企业界、经济界的诉求推动到政府层面的过程非常复杂，因此体现出一种推进缓慢，但一旦形成共识便泰山压顶般行动的特点。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逐步分析了美国竞争劣势的成因：质量、生产率、消费者利益导向、利润导向等等，以及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当然，站在今天我们观察的角度，美国成功完成了信息产业革命，硅谷模式依旧是最有效率的创新发动机，新一代的美国企业如特斯拉、苹果等依旧领先于世界，并且完善了自己的“外包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然而美国的制造业较之作者所处的年代，处境可谓是更差了。

今年以来的全球供应链和能源危机，在美国市场有深刻的体现，如果说作者所处年代，美国本土的产业危机还限于“制造”环节，在今天，美国本土连物流和销售环节都出现了危机，这不仅是由于疫情的影响，更是由于地方利益团体、工会、各种极端政治组织的干扰。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冲击，正在加倍反噬于美国的经济肌体本身，而这些种种积弊，在本书中实际上都已经进行了讨论，然而无从根治。

在本书完成后不久，日本经济泡沫轰然破灭，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今日挑战美国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的，已经是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曾有过“夫妻论”和“G2论”，如今经过贸易对抗和军事对抗，“脱钩”和“内循环”则成了新的观念壁垒。地球足够大，合作与否，可能并不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来讨论问题那么简单，毕竟就美方的一概历史来看，首先关注自身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最后引述原书作者的一段话作为本篇书评的结尾：“只有在一个承认责任、义务和权利的社会框架内，才可能有自由。美国必须再次决定它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人人为己，还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