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福

全球疫情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将重塑全球价值链，也将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布局和走向。要维护中国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持续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需要构建中国产业链的竞争新优势。

（一）全球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大势不可逆转

基于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通过跨境生产分工进而实现规模经济的动机并未改变，全球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不会逆转。当前全球生产分工主要面临着国际秩序转变、疫情冲击、数字经济和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这些因素并不会改变生产跨境分工的持续和深化，但会导致跨境生产区域布局的重构。疫情冲击会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担忧，其在一定程度会影响产业链区位布局。然而，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因其降低了交易成本，将会深化价值链分工。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会提高生产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产组织的形式，不是阻碍而是促进全球生产分工。韩国、新加坡、德国、日本、丹麦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也充分参与到全球产业链。

（二）全球产业链呈周边化、区域化和多元化发展方向

周边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是全球产业链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折衷办法。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19年底突发的疫情危机使得产业链安全问题突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历史上，福岛核事故造成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供应链危机，但是现如今日本仍然是全球半导体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寻求在中国高科技产业链上的“脱钩”。美国不仅对从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加征关税，还对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打压。一些国家为了使产业链能够完整运转，其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跨境生产。如日本在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基于安全考虑，日本政府计划将企业回迁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总之，在全球生產分工仍有获利空间的基础上，各国将通过寻求产业链的周边化和多元化来规避不利冲击。

（三）服务化、数字化是全球价值链的新发展趋势

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资本在现代全球价值链中占有重要位置。知识产权作用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非生产环节，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使设计和销售产品的企业可以脱离生产制造环节，极端情况下可以形成“无工厂”生产模式。2020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实体商品和服务销售额为2770亿美元，其中的实体商品并不会出现在美国的贸易统计中。苹果公司通过对遍布全球各地的生产商进行知识产权授权，组织、治理苹果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实现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掌握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不是从事生产制造，而是提供服务。实际上，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加强，服务价值链正在兴起。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快速上升到64.33%，而制造业的这一比重则急剧下降到15.55%。服务业一般作为制造业的关键投入参与价值链，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发挥链接作用。当前服务业自身的价值链也正在兴起。例如，印度已经深度融入全球软件产业的价值链中，为全球客户提供日常软件编程和维护等服务，以及业务流程管理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菲律宾则深度参与了全球商务流程外包（BPO）价值链，其价值链环节包括呼叫中心和语音服务，处理国外客户的查询等相关业务。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使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数字化和信息化是制造业及其产业链条智能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重塑全球价值链。根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超过一半的比例、跨境货物贸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实现数字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中心。中国产业链具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中国产业链的优势

产业体量大、产业链完备。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产业链不断升级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工业品和中间品领域，目前中国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都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新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当前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禀赋优势正在减弱，超越资源禀赋的新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在生产要素上，逐渐向以数字要素为代表的高级生产要素转变。在创新上，中国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获得先进技术的外源式创新已经式微，正在向基于大国经济的内源式创新转变。中国拥有因巨大经济成就而铸就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为内源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比较优势，是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础，也是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国正逐渐成长为知识产权创造大国。知识产权是创新的智力劳动成果，也是组织、治理产业链的关键力量。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来看，中国创新能力在逐步增强。中国创新指数相较2020年上升两位，超越日本排名全球所有国家第12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从创新投入（研发支出）来看，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五个研发支出大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创新产出集中在无形资产、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影响。知识传播中的知识产权占贸易总额的细项排名也上升到全球第36位。这些事实表明中国正逐步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

（二）中国产业链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整体附加值低。虽然我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为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同时往往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各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计算的中美两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DVAR）显示，2019年美国制造业的DVAR为51.32%，中国为45.35%。中国虽有增长，但相较美国还有差距。这一差距在高技术行业更为显著。2019年美国电气和光学设备的DVAR为71.45%，而中国仅为29.02%。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

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中国产业基础在“量”的层面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在“质”的层面相当不足，完整工业体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强”产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中“卡脖子”现象频现。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报道中，列举了35项“卡脖子”技术，以及中国与之的差距。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瓶颈凸显，由此导致我国产业附加值偏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增值能力较弱，产业发展受制于人。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

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服务贸易水平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还不充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僅远低于美国，与全球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国服务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2019年仅为54.27%，低于全球的64.33%和美国的77.31%（见图1）。尤其高端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缺乏国际竞争力。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部分。高端服务业的高端不仅指其本身处于服务业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更重要的是指其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的外溢效应， 带动产业升级。高端服务业的本质功能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提高地区经济和我国经济总体的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基本是以零售业、餐饮、食品、理发等传统产业为主，现阶段低端服务业已经趋于饱和，相比之下，咨询、设计、信息等中介行业刚刚起步，而体育、文化产业严重滞后，管理、投资、证券、会展尚在开发中，法律、建筑师、医师、税务等事务所亟待发展。此外，服务贸易水平也较低（见图2）。中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美国和全球则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为5.25%，低于同期美国的6.83%和全球的13.54%。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不足也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水平较低。

面对疫情、逆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做的是如何稳定和提升产业链，确保产业链的安全与畅通。

（一）加快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

第一，强化创新成果的产出与保护。知识产权既是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也是中国当前在全球产业链中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就是要落实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从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方面着手。第二，抓牢嵌入全球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产业核心区；通过补链、固链和强链，培育一批在细分产品市场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的“隐形冠军”、“单打冠军”；建设现代化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集群内部联盟企业与集群外部上、下游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第三，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和重要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在东亚建设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国产化和多元化。实施国家供应链战略，在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链体系。对于不可替代的高依赖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寻求新的供应渠道，实施供应链多元化。

（二）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抉择。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消除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的瓶颈制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有助于从多方面优化市场环境，使企业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调配资源和生产要素，强化对创新的要素支撑，提高创新的效率。为此，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将不断提升各地区各行业的内在统一性、互补性、关联性和协调性，进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循环和产业关联畅通，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高端化发展。一是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数字化创新服务业发展方式，并从服务外包高端化、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完善和强化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水平等方面创新服务贸易发展。二是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发挥好生产性服务业在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提高服务业在产业链全流程的发展水平。培育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中国服务业的价值链向国外制造业延伸，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三是兼顾对内和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的改革开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行业对内资和外资的吸引力。在巩固和提升东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注重培育和创新内陆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强化与主要服务贸易合作伙伴的联系，开拓“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充分发挥自贸区、自贸港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