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

在长达15年的谈判后，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中国进入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开启了全面开放之路。

“入世”前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关税下降、市场开放，很多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狼来了”，中国的弱势产业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相当部分的产业如果不尽快进行产业调整与升级，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中国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曾回忆说，当时顾虑最深的是汽车和农业两个行业。那时候我国的汽车产业刚刚有所发展，但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成本、行业规模和品牌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994年5月，机械工业部召开汽车行业座谈会，一位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在会上发言说，“我以后不出国参观了，每去一次，就看到我们和人家的距离拉大一次，你还复关，我们车企以后日子怎么过？”

正是由于这样的担忧，复关“入世”谈判中对汽车工业做了相应的细化。比如，进口配额实施之初，普通排量汽车的进口配额少，高排量汽车的进口配额多；外国车企进入中国必须与中国汽车合资，各占50%的股份，利益各半。

据“入世”承诺，从2002年开始，我国汽车进口关税逐步下调，到2006年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整车的进口税率已降至25%，这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 2018年起中国又将税率分别为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

在价格冲击、竞争加剧的压力下，中国汽车业主动适应，于激烈竞争中提升技术、管理和服务能力，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入世”初，中国的汽车产量不过234万辆，仅六年后中国汽车产量达到727辆，翻了将近两倍。即使疫情黑天鹅影响下的2020年，汽车销量仍达到2531.1万辆，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同时，比亚迪、吉利、长城、荣威等自主品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对于汽车工业来说，其关税由‘入世’前的1 0 0 %降到25%，预想中汽车工业受到的冲击会很大。但由于汽车行业本身的特点、‘入世’后对外资的扩大开放、营商环境改善、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因素，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远远没有预期那么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接受《中国经济评论》记者采访时表示。

只有竞争，才能带来竞争力。我国于2018年取消了专用车、新能源汽车的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了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将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和合资企业不超过2家的限制，届时中国汽车工业的外资投资将全面放开。对此，经历过市场竞争大潮不断摔打的中国汽车工业，其应对也将更为从容。

“农业方面，我国农业大而不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冲击至今仍然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在接受《中国经济评论》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我国还是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习总书记说过，饭碗要端在自己的手里。我国要充分利用WTO的政策体系，因为该政策体系内我国对农业有一定的补贴；要进一步研究与农业相关的环境补贴、创新补贴等政策的可行性，保证我国农业的发展；要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投入，保证农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二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阵痛，我们的企业“与狼共舞”，但中国依然出色地履行了承诺：

完成与世贸组织规则的对接。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20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已完全符合WTO规则。

履行市场开放承诺。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以及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入世”时中国进口关税为15.3%，“入世”承诺关税降到9.8%。如今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只有7.4%，低于发展中成员的平均水平。自2004年7月，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极大地释放了民营企业的外贸活力，使之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广泛开放服务市场，持续减少限制措施。相比“入世”议定书和有关工作组报告规定的2007年中国要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目前中国实际开放接近120个分部门，超出中国所做的承诺。中国逐步降低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按期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不断扩大允许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

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构建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年来，修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快推进《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修订。同时，中国完善执法力量，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武汉、西安、南京、苏州等15个中级法院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管辖知识产权案件。

初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为4%，人均GDP只有8700元；如今，中国GDP全球占比达到17.4%，人均GDP达到72000元。我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从2001年的0.51和0.08万亿美元发展到2020年的4.65和0.66万亿美元。如今的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国、第一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程大为告诉记者，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创新能力提高的同时，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

“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带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创造了稳定、可预期的世界市场环境，提供了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机会，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入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建设；对世界来讲，中国的融入也是重大的贡献，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改革国内制度以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良好对接，从而资源流动更高效、快捷。”屠新泉说。

他进一步表示，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改变了体系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使得贸易体系更加公平。当然这对原有体系的一些受益者或主导者来说是构成冲击的。

“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正从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国转变。”程大为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增长萎靡不振，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短暂的跳跃式回升后，近年来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在市场需求减弱、企业信心不振、全球价值链处于深度调整的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保护手段从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保护范围从传统成熟垄断产业向战略性高科技产业扩展，保护主体从单个国家保护走向区域集体保护，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以美国为例，它将国内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导致的失业问题归因于国际贸易，并采取种种措施转嫁国内矛盾。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片面强调“美国优先”，以产业损害和保护知识产权为由，绕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单纯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以“232条款”“301条款”为名义发起一系列调查，未经世贸组织授权即非法使用惩罚性高关税对待其他成员国，违反世贸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等规则和纪律。同时，他曾屡屡突破政府边界，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要求苹果公司等美国企业海外工厂回迁，对美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恐吓阻挠等。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美贸易战的成因非常复杂，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更多还是政治上的因素。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戒备，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并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不是要和美国争夺所谓的霸权，中国只是积极地发展来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屠新泉说。

他进一步表示，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中美间的一些分歧或误解，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这对世界、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016年3月，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呼吁苹果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创造就业。在竞选过程中，他表示，将“敦促苹果公司在我们的土地上制造电脑和iPhone手机，而不是在中国。”他还承诺将把资金回流企业的税收从目前的26%降至10%-15%。

当时，彭博社专栏作家蒂姆·库尔潘以中国企业家郭台铭的口吻给当时的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如果您想要在美国生产iPhone，这都不叫事儿，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在特朗普大厦里面搭建一条生产线，但是成本将会非常高。我至少要收回我的费用，这里面包括工厂、劳动力和运输。所以你也看到了，我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中国生产便宜才在那里生产，而是因为有上千家供应商都在那里，它们距离我的工厂只有咫尺之遥，高峰期我在那里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蒂姆·库尔潘的信中说到，“就像您打算建造的那堵墙一样，总要有人为此买单。需要提醒您的是，这个人一定不是我。”

世贸组织成员贸易总额占全球的98%，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世贸组织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改善就业、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得益于世贸组织，国际贸易壁垒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以公正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防止其出现倒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WTO是背后最重要的保险机制。

然而，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WTO上诉机构因美国的强力阻挠导致未能如期任命法官而被迫停摆，世贸组织的处境日益艰难。“WTO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主要是谈判功能受到制约、争端解决机制部分瘫痪等内部运行问题。对于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能真正尊重国际规则、尊重国际法，尽快取消对上诉机构的阻挠，争端解决机制就能恢复运转。WTO的谈判功能已经长时间处于低效状态，短时间内取得大幅度突破并不现实。”屠新泉说。

世贸组织当前的危机，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造成的。未来世贸组织如何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能否达成共识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起步艰难。比如，美欧日等主要成员在‘非市场经济’‘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上对中国刻意发难。实际上中国在不断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是美欧日等国和中国在市场经济概念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是应当解决的。”程大为表示，WTO应该开始改革，而非空谈改革。目前诸边谈判表现活跃，这就是推动改革的具体方式。正在进行的诸边改革有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小微企业等，希望这些议题能有所突破，进而推动WTO改革。

屠新泉认为，WTO作为全球性的多边贸易框架，其模式决定了谈判很难快速取得进展。可以通过区域或双边协定，围绕一些新的议题开展谈判，在部分国家间形成共识并制定一些区域性的规则，这有些类似于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如果这些规则逐步被更多成员接受，将来就可以回归到WTO框架内，从而制定适用于全球的多边规则。

“中国积极参与相关的区域贸易协定，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例，CPTPP的规则其实是美国领导下制定的，反映了美国自身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认识。目前中国已经申请加入CPTPP，在谈判过程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进一步朝美国制定的这套体系去靠拢，所以中国的市场化会进一步提高。加入CPTPP后，我们再回到WTO框架讨论市场经济问题时，和美国的分歧就不会很大。WTO改革，包括就各種分歧达成共识，都需要时间让各国相互理解、逐步磨合。”屠新泉说。

即使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到冲击，中国仍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进程。自2018年开始，中国已成功举办四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与此同时，中国积极签署高水平区域经贸协定，推动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欧盟全面投资协定（CAI），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与各国一起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我们也期待中国与世界共赢繁荣的下一个二十年！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2020级金融学专业（鸿儒金融人才培养实验班）学生丁培桓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