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自2021年年初世界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好转转而走上恢复之路开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劲的部分，并带动整体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10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外贸在中国经济众多数据中表现十分亮眼。总体来看，目前全球商品贸易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疫情。中国外贸的“高光时刻”，也正是来源于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红利效应”，而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海外供应链的逐步恢复，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呈现逐步回落态势。未来我国外贸发展走势如何？全球经贸合作会出现哪些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原秘书长张燕生教授对《中国经济评论》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张燕生：关于进出口问题目前存在着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一方面，WTO预测2021-2022年两年全球进出口贸易走势是显著上扬的，货物贸易增长率将分别达到10.8%和4.7%。这是由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超强的经济刺激，需求恢复非常强劲。另一方面，全球供給显著跟不上需求恢复的步伐，使得全球货物贸易价格水平显著上升。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负担更多转嫁到其消费者身上。

另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一方面，2021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其中，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反映出口预期的PMI新出口订单指数我国却连续7至8个月都是下降的。

当前，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了西方供给恢复性增长，分别是供应链中断、全球能源危机和缺工缺芯缺电。由这三个因素影响的西方国家供给增长，我预估可能要到2022年5、6月份才能恢复。全球需求的恢复性增长很强劲，但供给遇到这三个问题的阻碍，这为中国的出口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由于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的疫情没有控制好，使得他们的供给无法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也因此需求订单进一步转移到中国。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中国的外贸稳步增长，一直到2022年初，甚至延续到5、6月份，中国的外贸形势都会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短期因素的影响，比如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防疫相关的物资出口，后期由于西方国家遇到的三个障碍，使得其供给无法短期跟上需求恢复性增长步伐，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开始告别过去的野蛮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外贸再也不是过去代工贴牌、供应链低端、血汗工厂的外贸，中国的出口再也不是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中国的进口再也不是过去严格管制下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出口的竞争能力有明显的增强，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平台、新模式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因此，中国进出口的结构和潜力通过这次新冠疫情，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将外贸增长的新冠短期因素变成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趋势。

张燕生：从2013年开始，消费逐步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头车。据预测，中国的消费市场潜力将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约等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这必将带动进口的增长，包括货物贸易进口、服务贸易进口、数字贸易进口、绿色贸易进口，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这次进博会为例，阿富汗的松子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销售，总重26吨的备货在两个小时内就全部售罄。而这些松子的部分货源正是2021年11月1日通过“松子空中走廊”直接从阿富汗运抵中国的45吨阿富汗松子。可以说，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地，为世界33个最不发达国家参与上海进博会创造了进口的需求、对外投资的供给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合作的机会。

中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是扩大市场等流动型开放、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创新等科技型开放，深耕东亚东南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美欧第三方市场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把15个经济体市场变成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RCEP的累积原产地规则，中国企业可以在这15个经济体大市场中布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厂商可以从区域内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及资本品，只要在区域内采购的累积比例达到40%以上，该产品就可以被视为区域内原产，从而享受优惠待遇，没有关税。从这个方面来看，“双循环”战略为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一带一路”和美欧第三方合作方面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全球经贸重心正出现东移趋势，如全球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贸，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普惠贸易以及离岸贸易将蓬勃发展，和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将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格局。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再也不是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加工贸易、代工贴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和汗水驱动的贸易方式，外贸对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张燕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和入世时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入世的时候是现代全球化蓬勃发展，现在是逆全球化；入世的时候，是IT革命方兴未艾，现在是AI革命。IT革命提高了通讯和运输效率，推动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网络，形成了全球布局、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国际工序分工、产品内分工体系；AI革命则是大数据云计算，是满足个性化、小批量、多样化的需求，两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在最初入世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共同打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現在是竞争对抗的关系。因此，客观地讲，我认为如果中美欧不合作，WTO是没有希望的。美国实际上将WTO变成了“零和博弈”，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WTO改革的核心实际上是将“非市场经济导向”的帽子扣在中国的头上，这是西方的陷阱。因此中国推动多边贸易规则的方式应转变为“得民心则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应从微观做起，从民间做起，从合作做起，来推动数字的全球化、绿色的全球化、服务的全球化，推动“一带一路”，推动国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美国、欧盟、日本三方部长级贸易官员针对WTO改革已经发表七次联合声明，美国拜登政府以“民主、人权”的旗号回归多边体系，将会产生更多价值观的对抗而不是合作。西方从价值观出发，新疆的西红柿被他们上升到“人权问题”，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高举全球化大旗，高举WTO改革大旗，高举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大旗，从“我”做起，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燕生：以全球人均GDP增速为例，1990年-2000年为3.3%，2001年-2008年为7.1%，2009年-2019年为1.9%。未来全球人均GDP增速是否还能够达到1.9%，还很不确定。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另一方面，全球宏观政策对通胀、财赤有更高包容度。1979年以来全球严格反通胀的时代结束了。同时，全球政府干预明显加强。数字竞争、双碳竞争、创新竞争，正导致价值观竞争普遍化，安全焦虑普遍化，国内矛盾对外转移普遍化，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洲商会和中国日本商会等的对话交流与沟通，稳定来华投资企业对未来的发展预期。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说，中国是“机会”，但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威胁”。而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美日欧工商界的影响非常大，对美日欧民众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脱钩”的风险实际上是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将“政经”分开，无论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如何对抗，都需要给美日欧在华投资企业创造机遇形成稳定预期。要识大局，真正从微观入手、从民间入手、从自愿合作入手，推进新型的全球化、新型的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逐步形成开放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张燕生：我认为申请加入CPTPP从经济角度看意义并不大，CPTPP成员的经济规模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而且有七个会员与RCEP组织是重合的。我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CPTPP，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推动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劳工标准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改革、产业补贴改革、竞争政策改革，推动货物贸易零关税，推动金融、电信、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贸易开放。

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存在着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将不再继续改革，中国体制的改革“开倒车”了。那么，中国是否真的体制改革“开倒车”，停止改革了？中国新发展格局是不是主动与世界“脱钩”？中国的CPTPP是不是动真格的？我的看法是不争论看事实。中国可以与国际组织、大学、智库一起做指标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可以看是否中国的市场是越来越开放，并且高水平的开放；是否中国的制度是越来越开放，并且高标准的开放；是否中国的创新是越来越开放，并且是高层次的开放，最终指标会给我们一个肯定而有力的答复，我们选择用事实说话。

我认为中国不但要对标 CPTPP规则，还要对标“后”CPTPP规则。所谓“后”CPTPP规则，是美国认为原本的CPTPP规则标准太低，而针对中国制定的新的更高标准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11月1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非常正确的决定。DEPA组织是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共同推动的。目前全球数字经济贸易规则有三股重要力量在较量，分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那么在此时中国选择和绝大多数中小型经济体国家合作，正式申请加入DEPA组织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因为DEPA是由三个相对小的经济体在推动，相对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来说，也会更加客观。

我认为改革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能说做好了哪些准备。中国用过去40年的时间证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绩，因此我认为加入CPTPP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能够尽早加入CPTPP固然最好，但要充分做好加入CPTPP的过程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其进程会不断反复、曲折的准备。即使我国申请加入CPTPP会受阻，但是我国对改革开放的探索会一直持续进行，我们要用CPTPP规则作为参照以推动国内的改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好外部压力来更快地推进国内改革开放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更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同样，如果中国不能加入CPTPP也将成为他们的损失。

张燕生：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今后要迈向“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人均GDP翻番，达到东京湾的水平，东京湾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推动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趋近于东京湾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第二个台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再翻一番。在达到东京湾的水平大致是人均GDP4.3万美金以后，人均GDP要再翻第二番，达到8.6万美金，在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世界首位城市、世界一流文化艺术等方面对标纽约湾，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第三个台阶是人均GDP在达到纽约湾的水平基础上继续增长，达到旧金山湾的水平，形成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的新动力源和聚集地，建造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研院所，一流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和一流的营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迈向这三个台阶，除了需要解决效率、生产率增长的问题，还要解决三个国际一流湾区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共同富裕”。因为如果走上这三个台阶，“蛋糕”越做越大，那么如何“分好蛋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主要的是要打好缩小社会人均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三大攻坚战”。以广东和浙江为例，广东和浙江同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同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方面，浙江做的就要比广东好很多。

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方面，关键是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社会的协调发展体系存在差异。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要解决好效率问题，更要在做新的大“蛋糕”的同时，分好新“蛋糕”。广东有五个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五个都市圈的规划是非常正确的，通过“富帮穷”解决公平问题。下一步，粵港澳大湾区如何构建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和有爱的社会，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提高效率，迈上“三个台阶”，做更大的新“蛋糕”，实现共同富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公平、效率和绿色协同发展的问题，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张燕生：更可持续，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解决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以后，确实还需要解决绿色发展的“双碳”问题。而光靠政府和市场经济是无法解决双碳问题的，此时有爱的社会就变得特别重要，对人和自然要有爱，形成和谐发力的机制。近期煤电矛盾导致我国多省采取“限电拉闸”等较为严格的有序用电措施。一方面，对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实行双控举措是必要的，但要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现代化建设是离不开高耗能行业的，比如钢铁化工原料。如何在高耗能行业中鼓励节能环保的企业、绿色发展的企业，鼓励利税贡献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尽量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设立白名单，鼓励节能减排成绩卓越的企业。

另外新能源的调峰和储存问题、现有的发电设备灵活性改造问题、碳捕集利用及封存问题，都需要在技术、设备、管理方面创新和进步。再比如，现在大都是集中于一个大的电厂发电，将电力输送到千家万户，下一步，需要更多推动分散式的新能源的发展，每个家庭都配有一个光伏，对于使用新能源的家庭，应该积极的给予激励。我们应将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变成千家万户的事情，鼓励和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综合施策，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同时，也应把绿色发展变成每一位公民自觉的行动。

张燕生：十年以后，中国在低端、中端、高端制造业企业都发展的更强大，那么其他国家企业会感到威胁和害怕。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企业家要树立一种理念，不搞“赢者通吃”，不搞“零和博弈”，不搞“以强凌弱”；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企业探索建立“强强互补性”合作，发展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新路子，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互利共存。与“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建立共享式的发展模式，发展利益有我国企业一份，有东道国企业的一份，也有美欧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一份。无论中国企业走到哪里，都应给当地带来机遇而不是威胁，“有饭大家吃”，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