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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精神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2021-12-17郝彬山

文教资料 2021年9期
关键词:启示

郝彬山

摘要:吕梁精神是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核心内容包括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英雄的人民群众”是吕梁精神的特色,是当时党在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实践取得成效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十四五”时期,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吕梁精神对于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给予启示。

关键词:吕梁精神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启示

一、吕梁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一)吕梁精神的形成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红军东征的重要决定。东征红军转战于晋西南、晋中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当时,吕梁地区的石楼、中阳、交口等地区一直是红军东征总指挥部的活动区域。东征的红军积极主动地推动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红军每到一处,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各级苏维埃政权,筹建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培养发展先进群众成为党员,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组建抗日民间武装。红军东征在吕梁地区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扩大了党在吕梁地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并相继开辟了晋西北、晋察冀、晋西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之后我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吕梁地区兴县、岚县、方山、临县、交城、文水等广大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1940年至1949年的近9年里,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及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一直驻在蔡家崖[1]。当时,吕梁兴县蔡家崖村成为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依托根据地组织领导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新军、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抗日组织,给予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日军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屡次进犯根据地,在根据地内烧杀淫掠,给根据地人民群众带来巨大伤痛和损失。在危险艰苦的情况下,根据地人民群众不惧怕日本侵略者,在党的带领下开展反击;建立、巩固地下交通线;发展生产,为抗日斗争提供钱款、粮食支持;踊跃参军,为八路军等抗日队伍提供兵员。英雄的吕梁人民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壮大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都曾高度评价吕梁精神。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艰苦奋斗、振兴吕梁”;温家宝同志认为吕梁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2]。习近平同志2017年视察山西时强调,“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管过去、当下还是将来,都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二)吕梁精神的内涵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吕梁精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吕梁精神总结概括为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

1.艰苦奋斗。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地处吕梁山区,吕梁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降水稀少,區域内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匮乏,工商业发展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群众收入水平低,贫困面广且程度较深。自古以来,吕梁人民就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不断抗争,但是,吕梁人民并不惧怕一切危险与困难,在革命战争时期,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发展生产满足自身生存,还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武装斗争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2.顾全大局。吕梁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主动服从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等事关国家、人民生存发展的战略大局,自觉主动把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及个人的作为服务于整个革命斗争。根据地群众为支援前线勒紧裤腰带保证抗日斗争的人力、财力、物力需要。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以吕梁地区为中心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群众累计上缴公粮约1686.35万公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提供兵员10万余名[3](1-6)。根据地除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外,还将大量物资钱款用于支持陕甘宁边区。当时,属于吕梁地区的几个专区为晋绥革命根据地提供的经费占根据地全部经费收入的70%[4]。1943年,用于支持中央的钱款占吕梁地区各县经费总收入的81%[5]。吕梁地区位于山西和陕西交界,当时是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唯一交通通道。抗战期间,保护交通线、完成人员接送和物资运输成为根据地军民的重要任务,晋绥根据地军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3.自强不息。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群众经常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物资洗劫及血腥屠杀。据粗略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吕梁地区制造的屠杀惨案至少上百起,约两万人被残忍杀害,吕梁人口由40万减少至25万[6](6-10)。但是,吕梁群众没有气馁也不怕牺牲,许多热血男儿自发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没能参军的就参加民兵。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闲暇时习武练兵,需要战斗时便拿起武器打击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4.勇于创新。当时党带领晋绥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创新,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形式的策略、思路和方法。1919年,吕梁汾阳就已经是当时山西西部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心,当地工人运动较为活跃,并逐渐向临县、离石、中阳等县扩展。“新文化书报互助团”是由汾阳县汾河中学师生创办的,向工人、学生和市民宣传新思想、介绍《新青年》等许多进步书刊。汾阳特别支部创建于1925年,是国内较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之一[7](59-62)。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封锁、分割、蚕食、“扫荡”及“治安强化”等多种不利情况,吕梁地区军民不仅成功研制了“鼎龙式掷弹筒”“前镗小炮炮弹”和“向应式半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8],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新了与敌斗争的方式方法,这些战法在“挤敌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边区政府还创新性地实施经济政策,试验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展互助合作经济,发展金融事业,拓展边区贸易活动,建立完善财税体系[9]。一系列的政策革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状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在社会治理方面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概念。总体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是在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在地级市域空间范围内,由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市场主体、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综合运用法律规范、社会道德道德、群众自治、现代科学技术等方式方法,解决公共問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系统化、整体化的过程[10]。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一,市域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属于中间层级,一方面是国家、省级层面整体推进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另一方面市域层面社会治理体系较完备,资源力量较为丰富,能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系统系统性的支持,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需求。三,从发展角度来看,伴随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城市或城市圈逐渐成为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

市域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着力突破的新课题。当前,一些地方在市域治理方面,尚存在组织体系不完备、法规制度不完善、偏好行政管理、理念保守、新技术运用流于形式等问题,需要在探索中逐步解决。

三、吕梁精神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吕梁精神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根据地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至今仍能为我们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经验。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吕梁精神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根据地人民群众被广泛地组织起来,为保家卫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中离不开党组织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方式日趋专业化、精细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形成了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矛盾多发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有党组织才能统筹协调社会治理中不同的利益关系,带领人民群众为共同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二)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吕梁精神的一大特色是“英雄的人民群众”,晋绥边区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最根本的依靠。当今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力现代化,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同样要激发群众的力量。政府需要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群众被动接受管理”的传统模式,明确自身定位,积极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同时要站稳人民立场,从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想问题、看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各种问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三)主动创新积极有为

勇于创新是吕梁精神的四个方面之一,到今天仍然需要积极有为、主动创新。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深入群众中间听取群众意见诉求,将一些解决问题好的方法、办法及时上升为政策制度,与社会群众形成良好互动。注重新技术的应用,主动引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市域社会治理服务,提高社会信息治理的发掘、传递、处理、共享的效率,加快探索“互联网+城市治理”的路径,为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于成龙.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民兵组织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3.

[2]朱年宏.吕梁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D].牡丹江:牡丹江师范学院,2020.

[3]马卫平.烽火岁月的锤炼民族精神的彰显——吕梁与中国抗日战争[J].沧桑,2005(05).

[4]贺永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D].上海:复旦大学,2011.

[5]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抗战历史贡献[N].山西日报,2015-09-08(C02).

[6]马卫平.烽火岁月的锤炼民族精神的彰显——吕梁与中国抗日战争[J].沧桑,2005(05).

[7]王康泰,武威方,裘石.大革命时期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中)[J].党史文汇,2011(05).

[8]吕梁精神课题研究组.吕梁精神内涵:勇于创新[N].吕梁日报,2012-03-25(002).

[9]王志芳.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10]张雷.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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