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和

近日，我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陈列的便携式袖珍本党章，不禁回忆起2007年中共十七大党章的改版，追溯历史，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慨。

《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法规，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是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的根本依据。其内容包括党的政治纲领，以及有关党的组织制度、活动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规定，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体现。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虽然该纲领对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它毕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党的章程。党的章程的制订，最早是在1922年7月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第一次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经历了一个由初创、逐步发展、达到成熟，历经曲折，又重新恢复与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从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除党的五大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这样一种特殊紧急情况下召开而无暇顾及党章的修改问题之外，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把修改党章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这反映了我们党所处的国际国内客观环境和党自身状况的变化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党针对变化了的情况作出的战略部署和重要调整。每一次党章的修改都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的探索。可以说，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不断对党章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也就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党章的变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变化和发展。

自从“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以后，党章就成为每一名共产党员的行为规范，也是对每一名党员进行教育的最基本的教科书。是否有效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关系到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革命战争年代的早期，由于需求量小，加上印制条件有限，也为了保密和携带、使用方便，党章一般都是由各级组织制作，油印本居多。抗战时期，党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建了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党章的印制也步入正轨，特别是党的七大召开后，解放社和新华书店都出版了自己的党章单行本，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新华书店依据这两个版本进行了大量翻印，以满足需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与遵照执行的需要，党章的印制出版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人民出版社的肩上。

为了方便广大党员的学习与使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人民出版社都要及时出版新的党章单行本。为满足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使用需要，出版社会设计多种类型的版本，包括精装本、平装本、普及本、袖珍本等，特别受读者欢迎的是便携式的袖珍本，社会的需求量最大。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印制的袖珍本党章是1945年6月11日“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50年2月版，书号0391，封面采取红色丝织物加纸板裱糊的硬面精装本，书名烫金、党徽压凹起边线，四边角有五角星图案。纸张尺寸为787×1092，开本1/100，正文繁体竖排，十一章七十条，12000字，共56个页码，定价4700元（旧币），1951年12月北京第10版后改減售2500元（旧币）。1955年4月第二十二次印刷时，定价改为（精）0.25元。

不过这一时期在市场上流通的还有用解放社1950年5月版及新华书店1950年5月版加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书号也是0391。与人民社版不同之处是：两种版本的正文版面一样，用纸用料都不是太好。封面为红色漆布面，书名压凹，党徽起凸，正文竖排上加书眉，定价1.50元，新华书店有的版本书名下还标注“袖珍本”。但这两种版本在1951年后就没有再看到，市场上流通的只有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版本。其中原因，一是国家对出版的全面管理整合，要求分工专业化。二是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已专门承担起党和国家政治书籍的出版任务，解放社业务在是年12月宣告结束，由人民出版社取代。新华书店也不再涉及编辑出版业务，原编辑部及人员划归人民出版社。

1950 年2 月人民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版面清新、简约、大气，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个别地方如上海的华东人民出版社到1954年9月时还在第25次加印1950年5月的新华书店版，不过版权页上的“新华书店”已改为“人民出版社”。

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只有50多人。全国解放前，“七大”时是121万党员，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党员发展到448万人。“八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到了1073万人，“十一大”时是3500多万人，“十二大”时是3900多万人，“十三大”时是4600多万人，“十四大”时是5100多万人，“十五大”时是5800多万人，“十六大”时是6600多万人，“十七大”时是7300多万人，“十八大”时是8200多万人，“十九大”时是8900多万人，2019年底统计9191.4万人。党员数量的激增，对党章的需求量也是巨大的。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类学习读物，在全国读者中的需求量都比较大，而且很多品种要求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覆盖到全国。因此仅靠自己一家出版社很难完成任务。在中央的指示下，从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建立起，就制订了政治读物分地造货的租型业务。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后，面对激增的党员读者群体，一开始1957年7月版的“八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仅限定在京沪两地租型印制造货，后来随着需求加大，改为华东、华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大区。为缩短广大读者的等候时间，加快出版发行的供应，到1960年后就放开改为各省市都可以租型造货。此版本延续了“七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形式，开本大小从1/100改为1/92精装本，封面为深红色，仍为丝织面，定价0.24元。人民出版社后又推出一款袖珍普及版的平装本供各地租型，定价为0.08元。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章一共经历了12次的修订及改版，将“八大”召开前使用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党章》一版算上，至今已有13个版本。但从外观上来讲，数量最大袖珍版，外观材料的重大改变只发生了两次：一次是1969年的“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一次是在2007年的“十七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1969年的“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袖珍版，封面受“红宝书”的启发，设计采用了20世纪60年代最时髦的装帧材料——塑料膜封套；考虑到便于携带，内芯开本，纸张为787×1092的128开，大小可放手掌心，成为名副其实的袖珍本。由于这届通过的党章字数不到3000字，开本虽小，也只有30个页码，内芯锁线装订，两张插页为黑白照片，为袖珍软精装，定价0.10元。

此版本小巧，外观塑皮柔软平整、艳丽，防水、防潮，好携带，非常适合当时的高频率、高流动性人群社会活动的需要。红塑皮版本虽小，但工艺却很复杂，所以人民出版社又多提供了一个不带塑封套的袖珍平装本，定价为0.04元。不过使用起来不如塑皮的软精，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印量流通很少。军队系统版本，塑料封面书名下加烫金五角星图案以示区别，两个插页均为彩印，无定价。

“十大”“十一大”的党章延续了“九大”的形式。

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考虑塑封皮的袖珍软精装党章开本太小，拿起来阅读不方便。将用纸规格从过去的787×1092改為了850×1168，虽然仍是128开本，但成品尺寸大了一圈。同时，为了便于读者在外观上区别上一版的老党章，塑封皮颜色也从大红改为酱红色，一时还引起了社会上读者的不理解和强烈批评。

我从1996年起兼任人民出版社经理部经理，主管出版发行工作，1998年起担任社领导后，直接抓生产管理，文件租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人民出版社每年的政治出版任务都很重，上级领导对此也是一年比一年抓得紧、要求高。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会议文件的出版更是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在铅字排版的年代，一本书最快也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排版出来，后来电脑普及了，排版的问题解决了，但录入、校订、改版、印刷、装订等基本程序都要走，都需要时间。不仅保证质量，还要尽量缩短时间。出版社和各租型单位都在努力。

随着对租型图书的时间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党章印制中的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中塑料套封问题首当其冲，塑料质轻，化学性稳定，不会锈蚀，耐冲击性好，具有较好的耐磨耗性，着色强，加工成本低，这是它的优点，但塑料受光线影响耐热性差，热膨胀率大，易燃烧，尺寸稳定性差，容易变形；遇冷低温下还会变脆，又容易老化。

党章的制作是个长期任务，需求量巨大，但塑料套封不是出版社自己生产，加上常年的市场竞争，货源已高度集中在浙江苍南一地，价格、质量、时间都被卖方市场所把控。

党章是常备书，它的性质决不容许市场上出现断货，要不断地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加印，所以塑料套封要常年备货。但备多了，放仓库里会老化会变形成为废品，备少了需要时又不够用；塑料膜封的厚度要求是13到14丝，但不少租型单位用的厚度却只达到11丝。一问，规定材料无货，无奈。有的还用的是再生的材料，韧性差，厚薄不匀，易变形；重要的是封套套装时上不了机器，实现不了机械化装订大生产，完全是人工作坊式一本一本地往里套，劳动力密集，用工成本高，塑料套封套装时，稍不注意就被扯破，损耗率大。

另外，党章内芯虽小，页码印张也不多，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锁线，要加硬纸，字数页码多的还要裱脊，否则无法套封。有的承印单位有时为了不耽误时间，内芯采取扎制，甚至直接用缝纫机扎订，使成品无法合上成了“河蚌”，所有这一切都与这个时代的要求严重不符。

我在主管出版工作期间，不断地接到各地分管租型工作的同志打来的电话，反映党章印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很多书店系统的同志也反映，由于塑料封面的质量问题，柜台陈列的图书受天气温度的影响，时间一长就发生外观翘变，严重影响党章的严肃性，也影响实际的销售。

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我想这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个好时机，机不可失。

改版是要冒风险的，几十年来红皮党章已成为一本公认的标志性政治出版产品，中国几千万党员几乎人手一册，影响之大，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来提这个事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也出于一种出版工作者的责任、良心，2006年底在社领导班子商议2007年度工作计划的会议上，我终于把憋在肚里的话说了出来，提出应对“十七大”党章进行改版的想法，并详细介绍了我对租型单位、书店了解的反馈意见，认为党章改版问题这次必须解决。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的党章外观还是“文革”的遗风，还在用非常落后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制作。再说，塑料封套是不易降解的物质，与国家提倡的新型环保理念也不符。我认为出国的护照就做得很漂亮，大小也合适，建议新党章的开本应该参考护照来进行思考设计，装订改用骑马钉，不仅可以加快装订速度，还节约成本。我的意见在社委会上得到一致认可，但社里无权作出改版的决定，需向人民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请示。为此社委会决定党章改版之事由我来牵头负责。

200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来社里作调研，会上我又郑重提出“十七大”党章的改版问题，希望能采用新工艺并改成64开本，所幸得到带队来的王英利副司长的高度重视，要求我们正式给总署打一报告。同时我与负责出版材料的同志商量，并得到主管出版的任超副社长的大力支持。

随后，我开始酝酿起草给总署图书司的报告，5月17日《关于停止出版〈中国共产党章程〉128开塑料封皮本的报告》（人社发[2007]66号），正式通过社办公室发出。

我找出保留至今的当年工作笔记本，里面清楚地记录下党章改版工作项目一天天的全过程。

随着时间的临近，8月9日，我召开了有出版部和政治编辑室参加的“十七大”文件出版生产预备会。任超同志和我在会上介绍了会议的主题和我的想法，对“十七大”党章的改版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改版。会议决定，由出版部起草一个改版说明函，发给有关重点省份的租型单位征求意见，还有新党章材料的选择，备货的市场预测，我们要认真听取各租型单位的意见，将因改版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提前解决，并做好成品防伪防盗印的问题，具体由出版部同志来负责。

8月13日，我同任超同志与出版部进行情况沟通，商量新党章如采用新开本的纸张材料问题。一旦确定使用后，全国各地就会集中采购，供应有无问题？特别是封面用纸。我再次提出装订要取消锁线，采用骑马钉，这样可以上机器，节约时间，加快速度。

8月23日，同任超及出版部一起商量党章的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艺问题。我打电话与广东人民出版社李穗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柴力明、四川人民出版社丁青等几位负责租型工作的老同志联系，征询他们对新版本新材料的意见，并要求他们了解当地承印厂的工艺问题。

这时装订成了改版的突出问题。8月24日，据出版部反馈的信息说，他们与北京新华厂及承担我社任务的北京地区主要承印厂联系后，都说新党章设计使用64开本，尺寸太小，上不了联动机，解决不了骑马钉的问题；折页机也上不了，需要手工折页，太麻烦。听后，我心想，如果这样，改版就是失败。

我赶紧打电话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部的钟军同志询问装订的问题，他说他们那里没问题，只要联动线走两次就解决了；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部的郑宝芳打电话，她说与工厂商量了，用32开的骑马钉装订线，钉好后再切；问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李穗成，他说问了厂子，愿意调间距，问题都能解决；我又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柴力明联系也说没问题，大家对改开本及装订工艺都表示坚决拥护。这样，我心里有底了，外地条件不如北京都能解决，北京没有理由不能解决。我让出版部的同志将外省市的意见和办法反馈给北京地区的各个印制单位，让他们有困难必须自己想办法克服。

“十七大”文件的出版，也牵动着人民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各位领导的心。8月31日下午我接通知去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及有关司局领导集体听取人民出版社关于“十七大”文件出版工作的准备情况。邬书林要求人民社必须精心准备，他说党章改版总署定不了，不用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可以向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直接报，以中办批复的意见为准。另外定在9月24日召开一次全国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工作会议，动员布置“十七大”文件的出版租型工作。会后，我又立刻起草了给中办的党章改版函。

9月19日我接到中办打来的电话，下午去位于中南海的中央办公廳所在地，听取中办领导对党章改版的意见，同行前往的还有社里负责出版印制的张京德和负责装帧材料的田福庆。接待我们的是中办的蒋建平处长，他说，看了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报告后，领导很重视，经认真研究：1.封面颜色应鲜红、艳丽；2.党徽位置在书名上或下，样本的形式应多几个样；3.党徽能否起凸，国庆前要把样定下来。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按领导的意见办，回去后用最快的速度重新做好样本送过来。党徽起凸可以做，但如增加复杂工序，出版党章作为政治任务，成品要在极短时间内大批量生产出来就会有问题，这次之所以提出党章改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制作时间。蒋处长说，我们知道了，你们抓紧做样本送来。回来后我立即到署里向图书司司长吴尚之汇报了中办的意见，并商量9月24日全国人民出版社社长工作会议的议程，决定会议由图书司和人民社合办，地点就定在人民出版社。会议名称定为“全国人民出版社专项工作会议”，并邀请中宣部出版局，总署发行司、印刷司的领导参加。回社后我向社长黄书元汇报了中办与总署图书司的意见。

24日上午，“全国人民出版社专项工作会议”在人民出版社四楼会议室召开，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郭义强、总署图书司司长吴尚之、出版印刷司副司长刘晓凯、发行司副司长谭文，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图书司副司长马国仓主持，我社出版部主任张京德、发行部主任潘少平分别介绍了“十七大”文件租型工作的情况和要求，任超副社长作情况说明，我对党章的改版做了重要说明补充。

26日，中央办公厅杨雯打来电话，告知领导看了样本后意见是：1.确定以一号本（大红）的颜色；2.党徽应置于书名上方，比原高度上提约1/3；3.党徽和书名间距再缩至适当比例；4.纸差一些，样书再选用好一点的纸。我立即通知出版部，重新做样本，再送样，做样本可用好点的纸，但大批书仍以原定计划。

28日上午让出版部将新做的党章样本两种，分别标上A和B，表示是两种方案后即送中办。我给杨雯打电话，告知样本已送出，颜色为国旗红，书名与党徽的间距已根据上次返回意见进行了调整。希望中办能尽快拿出意见。

因為牵涉到印制材料必须提前备货，不只是我们一家，全国各省区的印制单位都有一个备货的问题，材料全国统一，时间太集中，就容易出问题。马上又是国庆长假，我心里非常着急。耐心等待了一天后，9月30日，我打电话给中办杨雯，询问党章方案意见情况。她说：“已初定B本，再看其他几部门领导意见，下午可告知。”

我等了一下午，没有得到结果。10月1日、2日依然没有电话。直到10月3日下午5时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杨雯来电话告知：“A、B两个方案，确定为B方案，不再文字通知，可以进行了。”我即时通知出版部张京德，并告知开本大小不再变了，以送审批准的样本为准，纸张规格850×1168的64开本，具体尺寸为138×100，封面国旗红特种充皮纸。可以马上通知各地租型单位进行材料备货。

国庆长假结束后，11日下午召开出版部全体人员会议，为“十七大”的文件出版工作做最后的动员，我提出：1.要发扬人民出版社优良传统，敢打硬仗；2.确保质量，确保时间，争取做到无差错；3.妥善安排，做到紧张而不乱；4.有问题及时协调，后勤保障做到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大会召开文件公布。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全社人员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辅导读本》《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都在按预定的方案同步进行。

大会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增入党章。

25日上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带领总署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人民出版社，慰问看望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全体成员，以及来京参与党的十七大文件出版发行工作的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进一步全力做好租型印制工作再作动员，勉励大家为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作贡献，并为即将返回的各地人民出版社同志壮行。

新党章出版后，一改四十多年的老“面孔”，面貌焕然一新、美观大方；封面材料环保并防盗版；整体制作工艺简单，能上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携带方便，便于阅读，不怕水迹油渍，保持了原袖珍本的全部优点，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全国首批印量就达到了1100万册，至11月23日开印不到一个月，全国总印量达到了1500万册，这样的速度在以往历届党章印制过程中是不可想象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即将迎来人民出版社建社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回忆往事，看看走过的路，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摘自《新闻出版博物馆》2021年第1期。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