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昀

9月9日是孙老师的生日，而第二天正好是教师节，因此，孙老师常开玩笑说，她是为当老师而生的。忘记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反正是好多年前，在每年的9月9日这一天，孙老师历年所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们都会尽可能地赶回北大一聚。在这里，不论你是身居高位的司局级领导，还是叱咤商界的企业老板，抑或是还在读研的北大学生，大家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孙老师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很轻松，就是回来看看老师，见见许久未谋面的同门，聊些家长里短。这一天已俨然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节日。当得知今年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取消了“九九聚会”时，我还情不自禁的哀叹了一句“太遗憾了！”。幸而《博览群书》的山峰老师联系我们几位同门，就孙老师最新出版的《珍惜——跬步集续》（以下简称《珍惜》）写一点个人感受，就当作以另一种形式庆祝今年的九九聚会吧。

1994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现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1998年我以班级第一的成绩保送成为孙老师的硕士研究生；2021年是我从北大毕业正好20年。这本《珍惜》集中所收录的孙老师的演讲、访谈和随笔尽管都是在我离开北大之后的，但翻开这本书，字里行间投影在我心中的仍是那位熟悉的恩师，一如往昔。而北大风保系则早已从当年那个被戏称为“无学生、无教材、无课程”的“三无”专业，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前沿阵地。

入校以后，我才得知这个专业是1993年才设立的，而我们则是第一批招收的本科生，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形容，就是我们一不小心成了北大保险专业的“创一代”。与其他专业都是由系主任与系里的老师一起安排迎新活动不同，我们收到的是孙老师从美国发来的一封欢迎新同学的越洋电报，因为当时孙老师作为新成立的保险系主任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学习。这让大家既有些新奇，也对这位尚未谋面的系主任有了一丝神秘感。从其他老师那里，我们得知孙老师当年已经是“北京大学首届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国内经济学领域炙手可热的知名中青年经济学家。1994年第8期《神州学人》杂志上一篇文章甚至称孙老师为“经济学界最红的‘半边天”。从这样一个如日中天、前程似锦的位置转去一个“前途未卜”的新专业，除了心中那份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之外，我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要将一个新的专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当时恐怕最棘手的是专业师资力量的匮乏。但这丝毫没有成为降低学生培养标准的借口。“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是孙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们当年的专业课程设置借鉴了当时美国一流保险专业院校的最新课程安排，很多专业课的授课老师都是孙老师从校外请来的该领域当时最权威的专家，例如：教授我们风险管理课程的是来自美国的赖志仁教授，教授我们保险法课程的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陈欣教授。除了授课老师采用“请进来”的方式，考虑到保险学是一门实用性强的应用学科，孙老师在系里发展初期就力主邀请境内外知名保险机构的资深专家来系里与同学们交流，分享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真知灼见。与经济学院其他专业相比，我当年丝毫没有感受到因为专业老师人手不足所带来的捉襟见肘，反倒是觉得自己非常有幸能与这么多世界各地优秀的专家交流，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由此，劣势反而变成了优势，使保险专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一个系能否成功，还离不开他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孙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同学们创造和争取各方面的锻炼机会。我本人感受最深的是我在攻读孙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时发生的两件事。

那是我刚开始研究生学习不久，有一天孙老师问我，是否愿意给97级的本科生讲授《保险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我原本以为只是作为助教参与一些课堂讨论、作业批改等工作。但孙老师说：“不，是从头到尾整个学期的课程讲授都由你一人完成，当然，这个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商量，但你是负责这门课的老师。”这着实让我有些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说经济学院有哪位在读硕士研究生能够给北大的本科生讲授专业课程而且是完整一个学期的课程。我惴惴不安地跟孙老师说：“我自己这门课学习的时间都还不长，怕講不好。” 看到我的忐忑，孙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你来讲这门课会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你具备学生的视角，你了解站在学生的角度对于第一门保险专业课他们会有哪些疑问，他们希望从这门课学习到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讲课方式。”听到这句话，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学习过程，觉得有些道理。为了坚定我的信心，孙老师还给我吃了“定心丸”：“如果你没讲好，这个责任我来担。”不仅如此，为了让我在着装上能与学生有些区别，孙老师还特意带我到她家中，让我从她新购置的衣服中随意挑几件自己喜欢的。从北大毕业的这20年，当年的衣服早已因为身材变化不再适穿，我也不记得自己搬过多少次家，清理过多少次不用的旧衣物，但当年孙老师送给我的那两件衣服，还一直保存在我的衣柜里，从来不舍得遗弃。尽管毕业后我没有选择从事教师的职业，但孙老师那种不拘一格培养年轻人的勇气和担当仍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2000年初。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就是当年去美国旧金山参加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的年会及Anita Benedetti学生参与项目。2000年的一天，孙老师收到RIMS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RIMS称每年Anita Benedetti学生参与项目会邀请一些优秀的保险或风险管理专业在校大学生参加协会的年会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孙老师可以安排学生提交相关的申请资料。孙老师于是通知我和另外一名研究生着手准备相关资料并发给了RIMS。然而，几天后，RIMS突然告知孙老师，他们的学生参与项目仅向北美地区的学生开放，他们在收到我们提交的资料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在中国，这不符合他们的项目要求，之前那封邮件发错了。原本以为这个事情肯定就到此为止了，但令我没万万没想到的是，孙老师对我们说：“我会给RIMS发一封邮件，再尽力替你们争取一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转机。几天后，RIMS回复了邮件。在信中，RIMS提到，他们被孙老师的为了学生据理力争的精神和“言而有信”的师德风范所感动，因为孙老师在给他们的回信中提到，做老师要为人师表，如果就用一句“搞错了”来回复学生，那学生们将来还如何相信老师跟他们说的话呢？最终，RIMS表示他们将继续公正地审核我们提交过去的资料，如果我们的资料符合标准，他们将邀请我们赴美参加相关活动。正是这次难得的赴美学习交流的机会，让我对保险以及风险管理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增强了我对专业的兴趣，进而对于我之后决心在保险领域从业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孙老师不仅为了保险专业学科建设殚精竭虑，也非常重视同学们的品格培养。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孙老师是其中的楷模。我们那一代学生在上高中之后的目标就是单纯的好好学习考上最好的大学，对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与考试成绩相比相形见绌。进入大学后，考试成绩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同学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大家对于毕业后的目标又往往非常模糊。在这个“混沌”时期，我们从老师那里听到、看到的，对于我们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在潜移默化之间便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珍惜》所收录的孙老师的演讲中，曾数次提到“要珍惜内心的渴望”。在今天看来，这恐怕是我毕业20年来感触至深的一句话。与国内绝大多数精算师都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精算考试并顺理成章成为精算师不同，我进入精算领域并非有意为之。我在保险行业最初的工作是在一家再保险公司当客户经理，为我的客户，也就是国内的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的解决方案。在工作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在与客户沟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专业术语，例如：准备金、新业务压力我不理解。在向公司同事请教时，我了解到一些国外精算考试教材对这些词语有比较深入的解释。因为不满足于对于客户需求的一知半解，我借来一些精算教材开始自学，最初只是希望在日后的客户沟通中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对于成为一位精算师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在自学了前两门精算课程后，出于检验自己自学成果的目的，我试着参加了精算师资格的最初两门考试。没想到考试非常顺利。随着自学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对于保险业务的理解更加透彻，这更增强了我对精算的兴趣。正是这一兴趣，使我甘愿在6年漫长的时间里，每天下班之后牺牲掉几乎所有的个人时间来完成全部的北美精算师职业资格考试，成为北美精算师协会的正会员（“FSA”）（全球平均完成全部考试成为FSA的时间大概是7年）。这些年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挣扎于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完成艰苦的精算师资格考试的年轻朋友，每当此时，我都会问起他们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做精算师，他们大多的答复都是“听说精算师的平均收入高、行业需求大、就業前景好、工作稳定”，这些都是些外在的因素而非发自内心的喜爱。我也许是有些杞人忧天，但我的确不知道他们的精算之路能坚持多久。

100多年前，蔡元培校长为北大塑造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魂。20多年前，孙老师则给风保系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一种你纵然已离开很久但心底最深处仍保留的一抹暖意。曾经有一位保险业内的资深精算师问我，到目前为止觉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什么阶段。毫不犹豫地答到，是在北大读书的7年时光。但当她继而问我，对北大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当时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语来表达，直到几年前我在看电影《无问西东》时忽然被其中的一句台词深深触动：“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感谢北大和孙老师在我心中种下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的种子。即使前路曲折，我仍然愿意成为那个努力跟着内心去走，拥抱阳光的人。

（作者系明德丰怡精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精算咨询总监、中国银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北美精算师协会正会员，中国精算师协会正会员，中国精算师协会委任国际精算师协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