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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崇涛——用学术吸引戏曲外行

2021-12-16陈建平

博览群书 2021年11期
关键词:戏曲戏剧学术

陈建平

南戏是种什么样的艺术?它的前世今生如何?它和当代戏曲又有什么关系?问到这些,可能很多人会一脸茫然。而戏剧史家孙崇涛先生所著的《南戏论丛(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简称《增订本》),却可以深入浅出、生动明快地告诉你关于南戏的奥秘。

《南戏论丛》初版由中华书局于2001年出版,初版自问世以来,就在戏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次增订,即应读者之需,除对旧版适当订正外,又增加了有关高则诚及其《琵琶记》、温州地方戏、钱南扬学术贡献等研究的几篇文章,全书共分五部分:一、南戏研究述评;二、南戏通史通论;三、南戏作家作品研究;四、南戏理论研究;五、南戏剧评书评。这些文章是作者从事南戏研究四十年的论著选粹,基本代表和概括了作者研究南戏的观点、方法、成果、范围及历程。虽然这是一本将文献考证和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却并不高深莫测、晦涩难懂,而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好看”的史论著作。谓予不信,请分述之。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写作观念

一提到学术专著,往往会让人望而生畏、高山仰止。作者却一向主张:“学术表达方式应该尽量做到通俗明白,面向大多数读者”,并且认为:

戏曲学术研究不应该躲进象牙之塔,与大众尤其是广大戏曲业内同人及爱好者隔绝,成为孤家寡人式的圈子学术,而应该设法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读懂甚至喜欢读它的研究成果,使之真正成为戏曲文化建设的一翼。(《我与南戏研究(代序)》,《增订本》P12)

为了打破“隔行如隔山”的固有观念,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读者愿意走进并关注戏曲,为了让枯燥乏味的学术书写变得趣味盎然,作者做出了多种努力和尝试。比如,在序言中,作者一开始就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追忆了自己的父亲、儿时的生活、邻里的乡风民俗、母校的优良传统。从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乡下的“无知顽童”一步步成长为闻名海内外的“南戏专家”的清晰轨迹。这里,没有端着架子的高台说教,只有娓娓道来的亲切叙谈,却把一位乍一听也许会让人敬而远之的学者一下就带到了读者身旁,也在无形中拉近了普通人和“南戏”的距离。

南戏是我国最早成熟、流传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戏曲艺术,从南、北宋之交最初形成,到明嘉靖末期由传奇继而代之,历史跨度长达400余年,占去中国戏曲全部历史的“半壁江山”。今天中华大地上流行的数百种地方戏曲,不少就是由南戏演变、繁衍而来的,与古南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南戏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故又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温州古名“永嘉”);又因它主要用南曲演唱,故又称“南曲戏文”“南戏文”“南曲”等。“南戏”,因言简、意赅、称便,遂广为传称。南戏在整个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研究南戏不仅是总结戏曲历史经验与充分利用戏曲宝贵遗产的需要,同时也是直接关系现今戏曲改革与今后戏曲发展命运的重要课题,是中国戏曲史学中的“大轴”。但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却比较薄弱。

有鉴于此,出生于南戏故乡——温州瑞安的作者,对较少有人问津的作为综合、立体舞台艺术的南戏艺术本体,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关于明成化本《白兔记》的系列论文、关于《南词叙录》《曲律》《梨园原》等的理论研究,到《风月锦囊考释》《风月锦囊笺校》《金印记校勘》等,一直笔耕不辍。迄今为止,作者已出版专著十多种,发表各类文章 300 余万字,曾获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奖等奖项。这些学术成果都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试图打通行内与行外的“鸿沟”,力图让更多圈外的人也了解南戏、了解戏曲,甚至喜欢上戏曲。所以,他的论述文字从不拿腔作势、故作高深,而总是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比如《中国南戏研究再检讨》一文中对中外戏剧比较学的研究现状的评述:

即以目前比较时兴的中外戏剧比较学而言,综观有关研究成果,给人总的感觉是:言能中窍或有,无端类比则多。进行中外戏剧比较,不是搞中西餐拼盘,也不是去追逐流行趋势,主要是为了揭示中外戏剧文化发展的异同规律,使中国戏剧学能进入世界学术对话的更高层次。不然的话,哪怕你耗尽心力,用丘比特的神箭猛射王十朋的恋妻情结,凭伊甸园的快乐想象刘智远别妻的瓜园凄楚,叫月下顾影自怜的王瑞兰去跟勇敢走出家门的娜拉互通心曲,让蓬头垢面的赵五娘穿上洋式时装到各国潇洒走一回……也终属徒劳。(《增订本》P49)

对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一旦理论储蓄不足,往往会流于表面,带有很大的贴标签式的随意性。中外戏剧比较学方法的运用,即是一例。戏剧比较学的理论和方法本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问题,但作者借由丘比特与王十朋、伊甸园与刘智远、王瑞兰与娜拉、蓬头垢面的赵五娘与身着洋装的赵五娘的形象对比,仿佛谈笑之间,就轻松地化解了这一难题。即便是行外人,对此亦不难理解。

又如,关于“南戏”与“传奇”这对概念范畴的厘定和名称使用的规范问题,学界向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把“南戏”的范围拉得过长、过宽,就与明清传奇、近代地方戏以至当代地方戏曲“难分难舍”了。对此,作者在《关于“南戏”与“传奇”的界说》一文中,用形象的比喻做了明确的阐述:

我以为“南戏”与“传奇”的不同,就好似一个人的青年与壮年的区别,而非如一个先死、一个后生的两个人。(《增订本》P96)

两个联系紧密、有时甚至难辨雌雄的专业术语,通过这样明白如话的解释,立刻就给人一种清晰直观的印象。这正如作者所一贯坚持的:

学术表达者的本事,我认为是把作者经过研究而明白的原本复杂、深奥的道理,尽可能地简单化、浅显化,使更多不明白的他人也同樣明白;而不是相反,把原本简单、浅显的道理,有意变得玄虚和深奥,去吓跑别人。(《我与南戏研究(代序)》,《增订本》P12)

作者是这样呼吁,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收录在《增订本》中的每篇文章都是本着尽可能让行内、行外人皆能看懂而且愿意看、喜欢看的写作初衷而结撰的。是为“好看”之本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灵动多样、不拘一格的写作模式

近现代以来,西式论文的写作模式逐渐占据了天下“霸主”的地位。虽也曾有学者质疑过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谢泳《西式论文格式流行的负面影响》,《北京日报》2014年11月3日),但学界之一大“怪现状”仍是:“写的人和读的人全是同样的那几个人;甚至读的人还不如写的人多。”(孙崇涛《戏缘·题记》,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P2)何以如此?西式论文单一、刻板的表达方式恐难辞其咎。我国古人历来倡导考证、义理、辞章三者统一的好文章,而中国历代的文史、学术,也向来具有多样化、散文化、形象化的优良传统。如何把这一优良传统与现代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增订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作者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学术文风文体回归传统的实践,寻求多样性,增强可读性,尝试采用多种文体,尽力把理论文章写得生动、形象,接“地气儿”。如该书所收《关于“南戏”与“传奇”的界说——致徐扶明先生》《关于奎章阁藏本〈五伦全备记〉——致吴秀卿女士》《关于蔡伯喈疑案——复孙玫先生》《寒山谱·锦本与戏文辑佚——致黄仕忠博士》等多篇文章,就是采用与学术同人对话的通信方式来写的,诸如“三月十六日大札诵悉”“四月二十二日惠函拜读”“五月二十九日大函已收悉多日”“盼待您的纠谬驳正”“以上看法及各例对否,请您匡正”等的书信文体,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这些信件本身,也化作了历史的一瞬,给人以身历其境的代入感。于是,本来庄严凝重的专业话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化在了和风细雨般的轻松表述中。

《世纪回眸:中国戏曲史学断想》一文则尝试吸收了古代辞赋的表达方式。如在论述中国近代戏曲史学的纷繁局面时,作者借鉴了赋体文学的骈偶、排比手法:

此外,还有从语汇训诂入手,研治历史脉络者;有据辑佚文献,升级到史论层次者;有从剧本校勘起步,渐入史学堂奥者;有凭借别种艺术或问题,追溯源流发展者;有依据实地调查,创为一己之说者;有立足音乐声腔,探求历史流变者;有鼓捣戏曲文物,追踪历史脉络者;有考察宗教、民俗,破译古代戏曲密码者……(《增订本》P400)

用这种精炼工整的语句总结近代戏曲史学五花八门的研究套路,既切中肯綮,简洁明了;又不乏气韵生动、气势强烈的文学之美。

在论文分论点的设置上,亦能看出作者继承中国文史优良传统、追求多样化表述方式的良苦用心。比如《中国南戏研究之再检讨》的三个小标题:

一、一支新军,两次盛会,三种专著;

二、重心渐移,材料益富,交叉日多;

三、几多迷离,几多缺憾,几多期望。(《增订本》P27、34、43)

作者把对数字的精心设计,对学术热点的提炼,对研究得失的梳理,巧妙地融汇在这三句排列整齐的文字组合中,既给人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的理性之美,又不乏类似文学读物的清新、优美之感。

以上种种突破西式论文格范、“敢为天下先”的尝试,貌似削弱了学术专著的学术性,实则却把原本束之高阁的深奥理论,用大众更易接受且乐于接受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播撒在了读者的心田。因其写作笔法之灵活多样,变动不居,故曰“好看”。

平易近人、生动凝练的语言风格

该书“好看”的原因之三,是其语言平易近人、生动凝练。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试撷取一二观之:

中国古代戏剧艺人叫“弟子”,编剧者叫“书会才人”,他们靠演戏、编剧谋生。高则诚参与戏剧创作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寄托个人的思想精神。《琵琶记》处处打上了高则诚本人的人生体验与思想烙印,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剧中描写的男主人公蔡伯喈的矛盾和彷徨,体现了功名利禄和家庭幸福的冲突和对立;他的苦闷和窘境,是元朝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命运写照;他的懦弱和屈从,是封建正统教化和严酷现实威逼的投影。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客观上起着揭露封建社会现实黑暗、封建教化桎梏人心和封建科举制度制造人生悲剧的意义。于是,戏剧创作不仅是梨园勾当,同时还是作者抒情、言志、评骘的工具,使它与诗词、散文、小说并列,跻身于中国文学创作四大板块行列。明代中叶以来出现大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文人投身戏剧创作,他们都把戏剧作品当作呕心沥血的“千古文章”来做,这种局面的开创者就是高则诚。(《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丰碑》,《增订本》P264)

这里,对中国古代戏剧演员和戏剧编剧活动的介绍,对中国古代戏剧创作功能的揭示,没有华丽堆砌的辞藻,没有高深莫测的专业语汇,只有明白晓畅、如话家常的平实讲述,却把一代戏剧大家高则诚的崇高历史地位,清晰、有力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里。

又如对中国戏曲史学研究之繁杂的体认:

做一名称职的戏曲史学家确实不易,史学家的眼睛、理论家的神经、杂学家的胸藏、朴学家的脑袋和艺术家的细胞,缺一不可,现代科学的发展,还需添生操作智能工具的科技家式的双手。(《中国南戏研究之再检讨》,《增订本》P49)

戏曲史学内容庞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戏曲加上历史。作者以自己切身的体会,把它所涵盖的目录、版本、音韵、文字、训诂、考据、名物、典章、制度、宗教、民俗、诗词、文赋、经史、方志、稗乘、水文、地理、方言、俗语、碑铭、谱牒、考古、文物、音乐、表演、美术、杂技等林林总总的知识和技能,仅用几个形象贴切的短语,就概括得淋漓尽致。

再如对中国戏曲史的学科定位:

以梳理文献、阐释史实为使命,它是历史学的分支;以研究文体为宗旨,它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若与雅文学对应,是“俗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若与旧诗学、旧词学比肩,是韵文学的延伸;若以文体分类,是中国文学样式研究的主要部类——以艺术性质审视,它是中国民族戏剧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此外,还可从音乐学、表演学、剧场学、观众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學、文献学、文物学、美学等入手,分别构成各学科研究范畴的部件。(《世纪回眸:中国戏曲史学断想》,《增订本》P400-401)

鉴于中国戏曲史学性质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很难用一句话对其盖棺定论。这里,从不同角度分别予以简明扼要的判断,三言两语就廓清了我们思想上关于这门繁杂学科认知上的迷雾。

因为一向秉承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写作观念,始终坚守着灵动多样、不拘一格的写作模式,所以在写作时,孙先生从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从不做拿腔作势的高头讲章,而是总想着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戏曲、读懂戏曲,甚至喜欢戏曲,故而形成了这种平易近人、生动凝练的文风,是为该书“好看”之又一深意。

坚守真理、独辟蹊径的学术见解

该书之所以“好看”,并非仅限于上述咬文嚼字的“外表之美”。内核的“好看”,才是一部学术著作的真正生命力之所在。作者素来不喜重复前人,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对戏曲现象的深入考察和对戏曲本质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因而往往能思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增订本》中的许多篇章都闪烁着这样新人耳目的真理之光,丝毫没有拾人牙慧的学舌之感。

比如,根据自己对一手文献的审慎分析,孙先生否认了苏复之作《金印记》(见《〈金印記〉的演化》)、丘濬作《五伦全备记》(见《关于奎章阁藏本〈五伦全备记〉——致吴秀卿女士》)、李日华作《南西厢》(见《南戏〈西厢记〉考》)等陈陈因袭的记载,而是把这些作品放在戏曲不断流变的动态中,穷本溯源,全面考察,从而对其作者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定位。

又如,学界对中国戏曲历史发展段落的划分,长期以来沿袭着“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近现代地方戏”的结构模式,中间遗漏了从宋元南戏终结到嘉靖末期真实、严格意义的明传奇形成之前两百多年的一大段明代戏曲历史。作者经过长年研究认为,“宋元南戏”基本是个“空壳”概念,现存的所有南戏文献,全部来自明清两代;真实的南戏史况,大部分见于明初迄嘉靖两百余年间,即作者提出的“明人改本戏文”阶段(见《明人改本戏文通论》,《增订本》P73-75)。因此孙先生的南戏研究重点,不放在人云亦云的“宋元南戏”方面,而是侧重对“明人改本戏文”历史状态与作家作品样貌的考察和研究,这与传统的南戏研究大相径庭。

再如,针对各地方往往被乡土观念绑架,偏好将当代地方戏都归入“南戏遗响”的崇古倾向,孙先生进行了认真辨析,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不赞同温州地方戏仍旧保留“南戏遗响”的见解,而认为“想从温州近现代戏曲中,去搜寻‘南戏遗响,看来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主张“温州南戏研究,自有途径,不宜采取所谓根据‘遗响进行‘新证的办法”(见《温州地方戏概观》,《增订本》P396-397)。这对于出身温州籍的作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类例子,书中遍见,不胜枚举。

因了思想之独立,思考之深入,故而能坚守真理,扬弃逐流——这种与众不同的独创精神,可谓该书“好看”的根源之所在。

综上所述,由于作者始终秉持学术著作应该通俗晓畅、面向大多数读者的创作理念,坚持回归中国文史传统的多样表达方式,再加上语言的平易近人、生动凝练和观点的打破传统、独辟蹊径,使得《增订本》这本南戏史论著作,既有着让人赏心悦目的外在美,又有令人回味无穷的内在魔力,堪称一部真正“好看”的戏曲史论力作。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副教授,戏文系戏曲史论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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