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绍磊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东调河西、陇右镇兵平叛，造成边境空虚，为吐蕃东侵铺平道路，导致河、湟沦陷，《旧唐书·吐蕃传上》：

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

河、湟沦陷形成连锁反应，首先是影响安西失去与关中的联系，从而孤立无援，岌岌可危，逐渐脱离唐朝版图，终于在贞元年间沦陷，意味着唐朝西部疆域大规模收缩；其次是关中失去战略屏障，完全暴露在吐蕃的威胁之下，为吐蕃入侵关中创造了条件，给唐朝造成严重压力。广德元年，吐蕃甚至一度占领了长安。因为关中，甚至长安都一直处于吐蕃威胁之下，所以，士人对河、湟沦陷就更加关注，甚至有强烈的切肤之痛，在盛衰对比的刺激下，难免流露出对边将无所作为的不满和收复河、湟，甚至恢复唐朝西部万里边疆的诉求。“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白居易《西凉伎》），这种呼声在当时很有代表意义，是士人普遍心声的表达。杜牧也关注河、湟，时间长久，诉诸诗歌，不但形成独特风格，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杜牧微妙的政治态度。

壹

杜牧出身京兆杜氏，所谓“京兆韦杜，去天尺五”，是唐朝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家族成员将相辈出，祖父杜佑历仕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相德宗；堂兄杜悰尚宪宗岐阳公主，相武宗、懿宗，而且，出为凤翔节度使，临近河、湟。所以，杜牧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唐朝对于河、湟的态度和决策，从而影响诗歌创作形成更加理性的表达，《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杜牧河、湟诗歌与白居易等士人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也表达遗憾和不满，但是，抨击的激烈程度要微弱得多，主要是梳理历史事实，勾勒出唐朝收复河、湟的尝试。事实上，大历八年，唐朝政局大乱之后，政局稳定不久，元载就运筹收复河、湟，《旧唐书·元载传》：

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之要害，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兼图其地形以献。载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检校左仆射田神功沮之曰：“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上迟疑不决，会载得罪乃止。

元载指画是建立在自己经验和实地调查基础之上，所以，言之有据，计划齐全，而且，准备充分，考虑周到，几乎已经是只欠东风，只是因为自己得罪而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元载出身寒微，身前声名狼藉，又以大奸之罪伏法，长期为人不齿，虽然后来翻案，但是，风评难以回转，而杜牧却因为元载运筹收复河、湟尽心尽力而报以好感，说明的是杜牧对于河、湟的关注，因为在杜牧的心目中，收复河、湟是国之大事，所以，元载也就是国之重臣，所谓的元载相公是也。元和五年，宪宗就强硬地要求吐蕃归还秦、原、安乐州地，只是因為藩镇割据，难以贸然用兵，但是，还是在积极准备，《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元和末年，宪宗在平定淮西之后，就图复河、湟，却遭遇宦官弑杀，意味着唐朝对吐蕃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导致长庆年间，唐朝与吐蕃会盟，正式承认吐蕃所侵占的唐朝的土地，一直持续到大中初年，大和五年，唐朝甚至在维州事件中对吐蕃妥协。所以，唐朝对于河、湟并不从来都是消极不作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而杜牧的诗歌因为基于事实，所以，能够和历史互相印证，而不只是抨击现实，从而更加发人深省。

贰

会昌年间，唐朝外攘回鹘，内平泽、潞，出现元和以后难得的振作气象，大大鼓舞杜牧情绪，远在黄州，也极为振奋，甚至流露出前往边境，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郡斋独酌》：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皇风》：

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

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

迒蹊巢穴尽窒塞，礼乐刑政皆弛张。

何当提笔侍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

当时唐朝政局稳定，而吐蕃等外族已经出现颓势，所以，杜牧收复河、湟的心情并不是简单地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之上，虽然热情高涨，但是，并不只是纸上谈兵，就后来的历史事实而言，也能够印证杜牧的判断。

大中三年正月，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唐；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九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复维州；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从大中三年正月到五年八月的近三年时间里，河、湟完成归唐的历史进程，洗刷唐朝百余年耻辱，形成轰动效应，特别是对于士人而言，几乎有身逢太平盛世的感觉，从而创作大量诗歌，歌颂盛世。杜牧《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夸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

行看腊破好年光，万寿南山对未央。

黠戛可汗修职贡，文思天子复河湟。

应须日驭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

吉甫裁诗歌盛业，一篇江汉美宣王。

大中三年，杜牧正在长安，应该亲身经历宣宗接见河、湟百姓的盛况，所以，诗歌虽然难免应酬，但是，还是真情流露，因为不但自己夙愿得偿，而且，唐朝也几乎重现开元盛世的光荣。

河、湟归唐意味着唐朝西部边境形势的改善，推动唐朝进一步的经营步伐，用兵党项也就拉开帷幕，引起杜牧高度关注，甚至直接上书宰相，晓以利害，《上周相公书》：

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是不知天道也。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不先屯田，随日随饷，是不知地利也。两汉伐虏，骑兵取于山东，所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非山东兵不能伐虏。昨者以步战骑，百不当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时、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计量短长失，故困竭天下，不能灭朴樕之虏，此乃不学之过也。不教人之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

杜牧坚持收复河、湟，用兵党项，经营西部边境，但是，反对穷兵黩武，特别是反对胡乱用兵，无谓牺牲，于是，在河、湟归唐拉开帷幕，唐朝用兵党项之初就抨击唐朝军事弊端所在，目的是为唐朝接下来大规模用兵党项提供建设性意见，对唐朝边境形势有所裨益，所以，当唐朝用兵党项获得胜利，杜牧不但以《贺平党项表》热情歌颂唐朝军威、国威，而且，对边境将士表达崇高敬意，《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

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

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

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当时杜牧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时间，何尝不是在赵纵身上感觉到自己的影子，在杜牧心目中，赵纵正是立功边境，马革裹尸的自己，实际上是杜牧一生积极入世的自然流露。

叁

事实上，杜牧关注河、湟既是积极入世，也是明哲保身。

大和年间，李训、郑注对策文宗，引起文宗高度认同，《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宦官专权，河、湟沦陷，河北割据是唐朝当时最主要的三个问题。但是，杜牧关注的却集中在河、湟沦陷，对于宦官专权、河北割据，所言甚少，并不是偶然。

大和二年，士人刘蕡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极言宦官专权之祸，言辞恳切，使人叹服，但主试者畏宦官而不取，震动朝野，引起宦官集團强烈不满，对刘蕡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导致许多朝臣噤若寒蝉，根本不敢触怒宦官集团。杜牧进士及第，又制策登科正是在大和二年，等于是踌躇满志之际就亲身经历刘蕡对策事件，几乎是零距离、最直接地感受到宦官专权之甚。但是，杜牧一生几乎没有刘蕡对策的片言只语，从反面说明杜牧受到刘蕡对策事件的影响之深刻，也充分表现出杜牧对宦官专权的基本态度。

大和七年，杜牧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从此与牛僧孺亲厚无间，后来为牛僧孺撰写墓志铭，在当时人所公知，传为佳话。牛僧孺与宦官集团关系极为恶劣，元和三年对策，矛头直指宪宗最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进入仕途伊始就与宦官集团形成矛盾；长庆、宝历年间，因为为官正直，反对宦官集团介入政治，又与元和逆党格格不入；大和年间，为鄂岳观察使，又将刘蕡辟为从事，待如师友，几乎站在整个宦官集团对立面上；大和五年，因为维州事件，反对接受维州归唐而得罪宦官王践言；而且，牛僧孺创作的唐传奇《华山客》又把讽刺矛头指向仇士良等宦官，因为《华山客》等唐传奇流传广泛，引起仇士良等宦官怨恨也就在情理之中，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

仇军容开成末首议立武宗，权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额曰：“清德可服人，但过恡官财，与人无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誉，不敢怨毁，淡居其中。”

仇士良之言明为褒扬实则贬抑，对牛僧孺的怨恨不言而喻。杜牧因为与牛僧孺亲厚而遭到牵连也就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杜牧的政治主张与宦官集团也是难以调和。杜牧政治态度强硬，主张削平藩镇，开疆拓土，所以，关注河北割据、边境形势，会昌年间，回鹘内乱，威胁边境，甚至不顾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互为政敌的事实，上书宰相李德裕，是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获得李德裕的认同，《旧唐书·杜牧传》：

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

时在杜牧出任黄州刺史，正是仕途并不得意之际。而宦官集团在元和以后，经过分化整合，逐渐形成姑息、苟安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反对用兵，纵容河北割据，甚至不惜弑杀宪宗，扶持穆宗，葬送元和中兴的形势，后来又反对李德裕，扼杀会昌振作的局面，竭力维持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势，终于导致唐朝江河日下，难以挽回。

杜牧在大和二年进入仕途之后，就一直处于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之中，深刻认识到宦官集团的猖獗，不敢言说，《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

奏章为得地，齚齿负明恩。

金虎知难动，毛厘亦耻言。

撩头虽欲吐，到口却成吞。

照胆常悬镜，窥天自戴盆。

大和年间，文宗先后重用宋申锡、李训、郑注等人，筹划剪除宦官，形势凶险、诡谲，导致杜牧心生忌惮，吞吞吐吐，而在甘露之变以后就更加战战兢兢，《李甘诗》：

其冬二凶败，涣汗开汤罟。贤者须丧亡，谗人尚堆堵。予于后四年，谏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寃，于时一禆补。拜章岂艰难，胆薄多忧惧。如何干斗气，竟作炎荒土。题此涕滋笔，以代投湘赋。

文宗以李训、郑注剪除宦官，却为宦官反制，是为甘露之变。宦官集团诛杀宰相四名，朝臣若干，血洗长安，由隐蔽操作转向公开威胁皇权、士人。所谓的“二凶”就是李训、郑注，虽然并不是正人君子，而且，还与宦官关系密切，但是，死于宦官刀下反而意味着宦官集团的猖獗，并不值得大快人心。引申而言，杜牧集中抨击李训、郑注属于含糊其辞，转移矛头指向，归根到底是因为忌惮宦官集团。所以，杜牧言说有所选择，因为宦官专权、河北割据都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所以，只有避而不言；而河、湟沦陷等边境问题，宦官集团干预不多，就成为集中言说的对象，更何况河、湟沦陷由来已久，关系唐朝国力，兹事体大，终于成为杜牧一直关注，也是值得关注，可以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中年间，杜牧的河、湟诗歌是对自己认为的唐朝中兴的由衷歌颂，更是自己多年来压抑心情的真正缓解，扬眉吐气，纵情高歌。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宁波财经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