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胜男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去工业化”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3%，此后“断崖式”下跌，到2000年仅为12.7%;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未超过GDP的18%时已震荡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曾几何时，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尤其是本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服務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增长乏力。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能够更快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于低收入经济体，制造业还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