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岭

科场弊案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江南乡试发生一件科场大案，苏州织造李煦连发十四道密折向康熙奏报真相，使得已经定谳的案情结局逆转。

当年放榜之后，历年人才荟萃的苏州只有13名考生榜上有名，其余被录取的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苏州生员千余人群情激愤，齐聚苏州玄妙观前，指斥正副主考官左必蕃、赵晋。李煦密折奏报此事，并将苏州士子嘲讽考官之诗词、对联等一总抄呈康熙。康熙朱批：“纷纷议论，京中早已闻知，可羞之极矣。”

接着，两江总督噶礼下令将带头抗议的苏州生员抓捕，并火速奏报苏州生员聚众谋反;另一厢，江苏巡抚张伯行紧急奏报副主考官赵晋受贿舞弊、主考官左必蕃失察，激起民愤。总督、巡抚所报案情性质完全相反。

因此，康熙一边派遣户部尚书张鹏翮、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江南，彻查这次科场案，一边不断密令李煦“再打听，速奏”。

紧盯案情

钦差大臣兼程赶赴江南，坐镇扬州着手调查案情。会审中，赵晋等3名考官承认受贿。钦差大臣将他们当场撤职锁拿，以为案情清楚，准备结案。

接着，提审已中举人的行贿考生程光奎、吴泌，结果让在场的人大为惊愕。钦差大臣张鹏翮出题，令吴泌背《三字经》，吴泌只背出“人之初，性本善”;令程光奎默写《百家姓》，程光奎只写出“赵、钱、孙、李”4个字，而且，4个字竟然写错3个。文盲居然中举！钦差大臣张鹏翮气愤之极，怒声喝问贿送的事。程光奎、吴泌供称各送黄金15锭，每锭20两，总计600两。巡抚张伯行立即警觉，因审问考官时赵晋只承认收黄金300两，那另300两给了谁？吴泌答由前任巡抚家人李奇代送。

随后拘审李奇，李奇供称交由泾县知县陈天立代送总督噶礼。噶礼勃然大怒，斥李奇诬告朝廷大员，下令随从拖出去乱棍打死。张伯行即行制止，力主将李奇收监严查。案情至此更趋复杂，并且引发了督抚之间的对立。

审案过程中，康熙不断接到李煦的密折，随时奏报案情相关情况。与此同时，正式本章也不断通过通政司和内阁呈送到皇帝手中。康熙接到张伯行参劾噶礼的奏本，指噶礼受贿并为贿卖举人的首犯，应予严惩;噶礼参劾张伯行的奏本也到了，列举张伯行7大罪状。

康熙为难了，噶礼是自己的心腹宠臣，虽然素有贪名，但办事能力极强，而张伯行是尽人皆知的“天下清官第一”，自己亲自奖拔委以封疆大吏。反复权衡之后，康熙决定暂时将两人解任，然后严令钦差大臣张鹏翮、赫寿将科场案和督抚互劾案一并加速审清。

圣旨发下10天，不见结果，却接连收到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的三道奏折，密报关键证人陈天立突然在监中自缢身死，造成了死无对证的局面。

康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如此曲折，于是发下两道圣谕，一道催张鹏翮、赫寿火速上报勘查结果，一道密令安徽巡抚梁世勋暗中查访陈天立的死因。

随后，康熙几乎同时接到了四道有关科场案的奏报。

第一道是张鹏翮、赫寿的结案折，大意是：“噶礼参劾张伯行指使证人、诬陷大臣及私刻书籍、诽谤朝政都查无实据，张伯行参劾噶礼受贿出卖举人功名之事也属虚妄。但张伯行心性多疑，无端参劾总督，造成督抚互劾，江南大哗，照律应予革职。”

第二道是安徽巡抚梁世勋奏报调查证人陈天立死因的结果，折中说江南刑狱官员，上自臬司，下至州县提点刑狱，几乎都是噶礼的亲信，消息封闭甚紧，难以确定究系自杀还是灭口。

第三道是张伯行的本章，措辞激烈：“科场舞弊，名声狼藉，大江南北，众目关注。噶礼仗势受贿卖官，民愤极大，若不按律严惩，江南民心何托？”

第四道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报说张鹏翮二人已经起身往福建，但扬州民心未定。

所谓“民心未定”是什么情况呢？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将解职，纷纷罢市，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天，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

康熙的底气

康熙反复斟酌了四道分别以题本、奏本和奏折上呈的本章，决定将张鹏翮的本章留中，并将原钦差撤回，另外再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为钦差，重新审理此案。

穆和伦和张廷枢知道，真把案子翻过来，是要得罪一个尚书和两个总督的。再说，天心难测，谁敢保证皇上不改主意呢？且敷衍一下试试，即便错了，料想皇上也不至于为了个张伯行去治三个尚书两个总督的罪吧？

于是，穆和伦和张廷枢做出认真复审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基本维持原审意见，仅仅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

张伯行给康熙上了最后一道奏章：“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

康熙认为，钦差的话不可信，总督的话不可信，下令把此案的全部案卷、奏章调京亲自审阅。把所有人犯、佐证的口供详细看过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泾县知县陈天立是在重镣监禁下自缢身死的，但既没有仵作的验尸佐证，又没有狱吏的详细报告，显然死因不明。李奇是活着的唯一重要证人，却又于半年前充军新疆了。其余口供，虽大体一致，但仔细分析却有若干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而张伯行的几封奏本，却始终如一，理直气壮，言之有据。

康熙在案卷上批示道：“江南科场一案，督、抚互参，钦差寡断。然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令九卿、詹事、科道共同会审，澄清其中不明之处。”

六部、九卿会阅了全部案卷，更加犹豫了。如果推翻原议，无异于开罪了三位尚书、两位总督。官场积习，虚与委蛇，康熙所寄重望再次落空。

康熙因有李煦等人不断密折奏报，对整个案件原委以及各种议论知之甚详，接到审理结果，不觉长叹。案件三上三下审了一年，这样结案公理何在？天下民心如何平顺？

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密两个信息系统奏报及时，康熙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如果不能实事求是、激浊扬清，岂不成了昏君？康熙将全体臣僚召至乾清宮，亲自颁宣旨意：科场舞弊人员一律依法处决，不得宽怠;噶礼受贿纵容舞弊，着即革职听参;张伯行忠贞秉正，即留任原职，日后再行升赏。

两天后，康熙的圣谕被八百里加急传到了江宁，沸沸扬扬的科场大案终于结束。

在这一科场案件中，李煦的奏折起到了以下作用：便于皇帝及时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全面知晓与事件有关的舆论民意、准确掌握任事官员的能力操守。李煦给康熙上了十四道奏折，加上江宁织造曹寅的六道奏折，直接为科场案所上的奏折总共二十道。比整个案件的题本、奏本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这些奏折，康熙最后决断的依据就没有这么充分，决心也不会这么大。

奏折可能改变事件的结局，甚至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当然，好的奏折一定是智慧的结晶，并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写给合适的君主。否则，奏折就成了赌局，成了立功、立德、立言甚至立命的赌局。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