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长达数十年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国家，因此，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日本的“老龄少子化”与其经济增长“失去的30年”建立起因果关系。有些经济学家把日本经济陷入窘境形容为“日本病”，很多发达经济体具有与“日本病”十分相似的症状，甚至因此形成了一个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日本化”的概括。

日本学者伊藤隆敏概括的“日本化”，是以下若干特征的组合：实际增长率长期低于潜在增长率;自然真实利率低于零，也低于实际真实利率;名义（政策）利率为零;通货紧缩或负通货膨胀率。这与其他文献中关于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特征概括基本一致。综合相关文献的讨论，我们可以用“三低两高”来简洁概括“日本病”，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以及高龄化、高债务。至于“日本化”，则意味着“日本病”不是日本独有的痼疾，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同日本经济一样病入膏肓。

人口老齡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和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总和生育率仅为1.37，6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高达34.3%，总人口也已经连续10年负增长。这些人口转变引起的经济后果，几乎无一遗漏地反映在过去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中。反观中国，其人口转变具有后发先至的特点，已经在2010年经历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预计在2025年前后迎来第二个人口转折点。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甚至低于日本。这意味着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都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

一、日本经济增长遭遇的两次冲击及其性质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日本于1990-1995年间经历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转入负增长;1995-2019年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0.7%的速度减少。进一步到2009年，日本经历了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即总人口到达峰值并进入负增长时代;2010-2020年间，日本总人口以年平均0.6%的速度减少。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经历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和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分别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在经济增长受到抑制的特点上留下痕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基本逻辑，即人口老龄化是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基本原因，并在不同的转折点上带来不尽相同的冲击类型。

二、“失去的10年”乃至更长时期

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造成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既往的增长速度，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增长源泉接续，经济增长就会产生一个断崖式的减速。

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看，日本政府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增长减速的供给侧根源，反倒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倾注资金，造成了流动性泛滥。

政策误判导致的宏观应对与相应的微观反应相结合，造成日本经济的巨大泡沫及至最终破裂，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故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而发生的经济增长减速，原因在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不能支撑必要的增长速度。这时，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相应提高，正常的增长减速就会演变为长期的增长停滞。

应该承认，在“失去的10年”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适度的贡献。但是，这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本深化的作用，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抵消其他增长因素的负面效应，自身反而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

三、对生产率下降和需求不足的解释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是世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也是经济学家所谓东亚“雁阵模型”的早期领头雁。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日本的制造业增长便进入徘徊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雁阵模型”所描述的形式逐渐转移到其他东亚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1970年达到34.1%之后开始下降，到2016年只有21.0%，导致日本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大幅度减速的同时，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日本制造业出口占比与全球同一占比的比率）也在徘徊中趋于降低;相应地，制造业乃至工业的就业人数相对减少，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率趋于降低。

更有甚者，日本在总人口趋近于峰值乃至跨过峰值进入负增长的过程中，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日益显现，经常使已经显著降低的增长潜能不能得到发挥。

四、日本教训作为前车之鉴

从日本经济的不健康表现（“日本病”），可以一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长期停滞病症（“日本化”）。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从当年“高速增长明星”变成如今“长期停滞典型”的经历，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面临老龄化风险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前车之鉴。

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9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0247美元，比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12535美元）高出2.2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90.2%。从人均收入、教育和健康等因素综合衡量，2019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高达0.919，在全球排第19位。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日本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也如此之高，何以要将其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反面教材？毋庸置疑，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其经济赶超的成就曾经引领了著名的“东亚奇迹”，确有诸多有益的经验可供新兴经济体借鉴。然而，日本在经历两个重要人口转折点的过程中，遭遇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和需求拉动增长能力弱化的挑战，在政策应对中有得也有失。特别是中国经济已经感受到日本经历过的增长减速等压力和挑战，增进对于日本前车之鉴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在下一步发展中少付学费。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过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通过收获人口红利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随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与日本相似的转折点，却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以比日本低得多的人均GDP水平，经历或者将经历每一个类似的转折点。从人均GDP水平（2010年不变价格）来看，中国在2004年跨过“刘易斯转折点”时，人均GDP仅为1960年日本经历同一转折点时的28.7%;中国在2010年跨过第一个人口转折点时，人均GDP仅为日本在1993年跨越同一转折点时的11.6%;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跨过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根据对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日本2009年经历同一转折点时的25.5%。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日本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前述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未能突破老龄化制约下的经济增长天花板，因而陷入一个高收入陷阱的话，中国目前乃至今后更长的时间里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以便突破（高收入）门槛效应，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自《日本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