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

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桐城张廷玉这位毕生精明、谨慎低调的两朝元老，已经七十七岁了，正所谓风烛残年。

张廷玉致仕一事，本已尘埃落定，不意风飙突变，刹那间换了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原因是鬼使神差，张氏居然哭哭啼啼地去找皇上，免冠叩首，乞求皇上给他一个公开承诺：虽然退休，配享的待遇不会取消。

高宗很生气，配享是我爸的遗命，我这天字第一号大孝子，当然惟父命是从，但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别人拿这说事，就是要挟我！生气归生气，一时还真没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张氏的无理要求，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忍了。弘历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张廷玉配享坚持不动摇。但随后张氏一个无心之失，给了高宗泄愤的绝佳机会，剧情陡然翻转。

在張廷玉拿到弘历批准致仕的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如此空前绝后的恩宠，照例当亲自入宫道谢。蹊跷的是，张氏居然没来，只让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进宫。更蹊跷的是，下一天一大早，张廷玉自己又巴巴儿地来谢恩了。这下，憋了一肚子火的高宗发飙了！他下了一道冗长的上谕，公开怒斥张氏，并严厉指责泄密与结党：

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得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3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

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锋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得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但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结果可想而知，张氏的配享资格终于被剥夺了。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寿终正寝。但他的死，也没能逃过成为弘历政治道具的命运——高宗宣布，既往不咎，仍准其配享太庙，给这出悲喜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什么高宗要亲自导演如此轰轰烈烈、波澜起伏的一幕？他对张廷玉，真有那么厌恶吗？

有一种说法，乾隆初年张廷玉、鄂尔泰各自结党，相互攻击，弘历对张氏的处置，是打击朋党的一个重要步骤。张廷玉与鄂尔泰互相不服，暗中较劲则有之——这本身也是高宗有意挑唆的结果。既然较劲，身边免不了有一二趋炎附势、送上门的走狗。但这只是范围有限的意气之争，离结党专权营私，还远着呢。

两人之所以得到世宗宠信，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考察，胤禛明白，这是两个老于世故，深明“君臣大义”，在皇上面前毕恭毕敬，唯皇上欢心是讨，他皆在所不恤的奴才。所谓乾隆初形成张、鄂党争的说法，小看了世宗的判断力和年轻的高宗对朋党的敏感与铁腕。

实际上，这只是弘历为了搞臭他们强加的罪名。高宗故意捕风捉影，拿暧昧的小事做文章，以朋党为名，收拾鄂尔泰、张廷玉，是为了杀鸡儆猴，敲打、警告众臣，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产生犯错误的念头。张氏举荐汪由敦，本是出于迎合，兼之可得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没想到，这犯了高宗的大忌。汪由敦出任大学士，要感激的人，只能有一个。再大的官，再得圣眷，都不要有幻觉，以为有机会做权臣。

另一方面，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弘历最忧虑的，是汉人不和大清一条心，为此杯弓蛇影，极尽猜忌之能事。汉臣要求致仕，就有不合作的嫌疑。而身为汉官领袖的张廷玉，没有做出表率，坚决要求死而后已——皇帝主动照顾衰朽大臣、准予退休是一回事，大臣自己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

高宗最担心的，是汉人之异动，最害怕的，是汉族士大夫因此挑战乃祖玄烨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神话——即便没有诉诸行动，只是内心的质疑，也足以让弘历胆战心惊。所以，他要先发制人。张廷玉哭求承诺及随后谢恩不至，意外地将一个绝好的机会，主动送上了门。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