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

对于法国的光荣与伟大，戴高乐笃信不疑：“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她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她遭受惩戒性的灾难……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

“没有原子弹，法国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1959年，戴高乐登上总统宝座后，一改第四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唯唯诺诺、追随美国的低姿态，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刚就任便要求在北约中与美、英平起平坐，对世界所有重大事务进行三国协商，同时还要求法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装备，戴高乐认为，防务依赖导致政治依附，没有独立的防务就没有民族独立可言。

在核时代，核武器是地位的象征，是独立的标志，是晋升大国行列的“入门券”。戴高乐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法国就不成其为法国，法国就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1959年9月，艾森豪威尔访问法国，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说，可以给法国核弹，但必须交由美国人监管。戴高乐则回答：“除非能自由使用核弹，否则法国不愿有核弹在自己国土上。”“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说，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法国盟友，这一点法国不会忘记。但一战时法国经历3年苦战、奄奄一息了，美国才来帮助;二战中，美国干预前“我们已经崩溃了”。

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中的赖加奈（Reggane）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戴高乐高声欢呼：法国“重新独立自主”了。

“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

在戴高乐的思想中，法国只有在欧洲站稳脚跟，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法国的大国地位。所以，他开始向世人积极推销他的“欧洲概念”，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欧洲，使之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支均衡的力量。这个欧洲既不听命于华盛顿，也不顺从于莫斯科，必要时甚至可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独辟蹊径，抛弃法国人固有的恐德、仇德心理状态，积极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他在回憶录中写道：“处在欧洲大陆中心的德国是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它的参加，欧洲大陆真正的团结怎么能够实现呢？昔日的敌对状态继续存在的时候，莱茵河两岸千百年来遭受破坏和死亡的命运又怎么能够结束呢？”1958年9月14日至15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的双教堂村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确认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德国和法国必须结成紧密的友谊，只有法德之间的友谊才能拯救西欧。会谈中，戴高乐对阿登纳说：“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虽然历史上法德相互对峙，但现在“必须尝试把历史进程颠倒过来，使我们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使他们的力量和才能联合起来”，“对法国来说，在欧洲只可能有一个伙伴，甚至是理想的伙伴，这就是德国”。

“缓和、谅解、合作”

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也是其抗美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另一重要支撑。

戴高乐并不认同苏联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但仍能够借助和苏联的关系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他认为，苏联当时还无力吞并西欧，可以借助苏联抗衡美国，通过改善对苏关系来增加对美分庭抗礼的筹码;同时，利用苏联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使法国周旋于美苏之间，充当仲裁者。戴高乐上台后，就开始考虑调整对苏政策。从1944年到1966年，他两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苏联，一次接待苏联领袖的访问，成为当代西方阵营中唯一一位和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三代苏联领导人都有过互访经历的西方元首。

戴高乐认为，争取苏联的支持有助于自由法国在盟国阵营中获得更优势的地位。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戴高乐就主动访问莫斯科，希望争取苏联支持法国以战胜国的身份重返大国地位。戴高乐的争取获得了部分成功，苏联至少没有对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出反对态度，同时戴高乐也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一封亲笔信

戴高乐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压力，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戴高乐整个外交战略构想，使其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中国也希望突破美国的阻挠，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发展关系。毛泽东十分关注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动向。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参加会议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驻外大使谈话。在谈话中，他问几位大使有没有读过戴高乐的回忆录，大家摇头表示没有。毛泽东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1963年，中国外交部接到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的访华要求，周恩来亲自予以批准。

原本法方为富尔安排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作为助手，为避免外界猜疑，富尔临出发前取消了带助手计划，还是偕夫人访华。对中方，富尔则强调他此访是正式的，具有官方性质，他向周恩来总理出示了戴高乐10月9日有关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先生（富尔曾两度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

戴高乐用心良苦，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富尔的，其实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此后，经过双方代表在瑞士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两国终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

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在西方阵营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国务院表示“遗憾”，美国舆论惊呼“戴高乐在美国背后捅了一刀”，英国担心“整个西方世界将因此而削弱”。中法建交对双方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善了两国的国际处境。中法建交使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国，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