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薇

摘 要：在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进程中，海外华人译者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正如火如荼的當下，海外华人译者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至今国内外相关研究却依然相当少见。此文将关注海外华人译者这一群体，爬梳其翻译成就，并分析该群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中的优势，以期引起更多学者重视。

关键词：海外华人;译者;群体;“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100-05

在开始讨论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本文“海外华人”的概念进行厘清与界定。根据《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的定义，“华人”指的是：（1）对具有中国血统者的泛称;（2）又称外籍华人华族，英语为ethnic Chinese。①本文采取的是第一种义项。故而“海外华人”所指的是所有在海外居住并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群。

在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进程中，海外华人译者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爱玲、林语堂、聂华苓、白先勇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国内研究也多有探讨。但是，随着老一辈译者的逐渐凋零，海外华人译者群体似乎也日益边缘，国内研究者亦鲜有注意。在论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时，国内学者胡安江教授曾提出，“汉学家译者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翻译群体”②。2012年，他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由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合作的中西合译模式“不失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③。应该说，胡教授的观点在国内相当具有代表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海外华人译者群体被忽视的现状。

不过，这一状况随着《三体》译者刘宇昆（Ken Liu）的出现而得以改变。更多的研究者如陈枫&马会娟④，汪世蓉⑤等开始将目光投向当代海外华人译者。不过这些研究更多囿于对个案的关注，或是研究对象较为有限，未对海外华人译者群体进行整体研究。

以刘宇昆为契机，笔者对当今依然活跃的海外华人译者做了大致梳理，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勤奋务实、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海外华人译者的翻译成就

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料中心（MCLC Resource Center）的官方网站上，读者可以看到一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作品的详细目录。笔者通过搜索2010-2017年的英译作品发现，除了刘宇昆以外，还有诸多海外华人译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美国的黄运特、林丽君、童明、叶春、钟雨柔、陈陆鹰，澳大利亚的欧阳昱、陶乃侃，加拿大的孔书玉等。其中，刘宇昆、黄运特、林丽君、童明、欧阳昱等人持续高产，贡献了诸多优秀译作。以下将做简要梳理。

刘宇昆1976年出生于中国兰州。11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哈佛毕业，是程序员、律师、科幻作家，也是译者。2011年，出于为朋友帮忙的初衷，他开始了翻译工作。⑥第一部英文译作The Fish of Lijiang（《丽江的鱼儿们》）便获得2012年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随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翻译了更多中国科幻作品，如夏笳的《百鬼夜行街》（A Hundred Ghosts Parade Tonight），陈楸帆的《无尽的告别》（The Endless Farewell）等34篇中国短篇科幻小说。其中就包括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以及郝景芳后来夺得第74届雨果奖的《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当然，刘宇昆最为人称道的是翻译了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第一部（The Three-Body Problem）及第三部（Deaths End）。得益于他的翻译，刘慈欣成功问鼎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轰动中国科幻界和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可以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刘宇昆的功劳。

与刘宇昆相比，黄运特则资历更深。他196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91年北大毕业并赴美留学，曾执教哈佛大学，是诗人也是畅销书作家，曾获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提名。作为译者，他曾将美国诗歌译入中文，翻译出版了《庞德诗选：比萨诗章》，是第一个将庞德《诗章》译入中文的译者;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古诗译入英文，出版了Shi： A Radical Reading of Chinese Poetry（《阅读中国古诗》）。近年来，他依然笔耕不辍。2016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及《我想》，收录在他自己编撰的英文著作The Big Red 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大红书》）当中。2017年他又英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人俞心樵的双语诗选The Last Lyric（《最后的抒情》），在诗歌翻译事业上走得越来越远。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海外华人译者是林丽君女士（Sylvia Li-chun Lin）。林女士出生于台湾，毕业于淡江大学，后移民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和其丈夫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相比，林女士可谓低调。众所周知，葛浩文被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的第一人。但鲜有人知，葛浩文的诸多译作都是与林女士合作完成的。葛浩文在采访中曾提到：“她帮我修订错误或者提出建议。所以，就算是各自的翻译任务，我们之间也是有合作的;如果是共同署名的翻译任务，这种合作就是正式的了。两人会有明确的分工，会坐在一起讨论每一个问题。”⑦仅以二人共同署名的译作而言，就有毕飞宇的《青衣》（The Moon Opera），《玉米》（Three sisters），《推拿》（Massage），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朱天文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等16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其中，《玉米》与《荒人手记》的英译本分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与美国国家翻译奖。除了与葛浩文合译外，她还独立翻译了30多部短篇小说，如李昂的《牛肉面》（Beef Noodles）等作品，亦获得好评。

此外，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童明教授（Toming J. Liu）也是一名多产的译者。童教授原名刘军，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后负笈英国，曾任联合国高级译员，目前定居美国，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译者。在英译汉方面，他曾将福克纳的长篇小说Light of August（《八月之光》）译为中文。不过，他更为人知的成就是将木心的散文小说译为英文，并于2011年结集成书。这部名为An Empty Room（《空房》）的作品集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木心文集。甫一出版，便获得了美国权威周刊Publishers Weekly（《出版人周刊》）等的肯定，认为其译文“毫无瑕疵”（“flawless translation”）。⑧2013年，他所翻译的木心短篇小说《SOS》又获美国Pushcart文学奖提名。为木心作品走向世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而远在澳洲的欧阳昱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海外华人译者。欧阳昱1955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曾任武汉大学英文系讲师，后赴澳大利亚深造，从事中英双语诗歌创作与翻译，是澳洲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学者、译者。在英译中方面，欧阳昱共有24部译著。而在中译英方面，他亦多有贡献，如与他人合译的中篇小说合集Bitter Peaches and Plums（《苦桃李》）以及众多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英译。迄今为止，他共出版了四部英译诗歌合集，分别是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砸你的脸：当代中国诗歌英译集》），Selected Poems of Yi Sha（《伊沙短诗选》），Breaking New Sky：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打破新天：当代诗歌英译集》）及Poems of Yi Sha， Shu Cai & Yang Xie（《伊沙、树才、杨邪三人诗歌英译集》）。除了第二本为合译外，其他三本都为欧阳昱独立完成。除了现当代诗歌英译外，他还涉足古体诗的翻译，出版了一部中国古诗英译集Loving： the Best of Both Words（《爱：最好的两种文字》），并译介了鲁迅的若干旧体诗。其实，在充当他人的“接生婆”之外，欧阳昱亦做了不少诗歌自译的工作，将自己的中文诗作译为英文，陆续发表在澳洲的诗歌刊物上，并收录至自己的英文诗集中，可谓成果斐然。⑨

当然，除了以上五位，其他海外华人译者亦多有贡献。例如来自河南洛阳，目前执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叶春就于2015年英译出版了海子诗歌英译集Ripened Wheat《麦子熟了：海子诗选译》。钟雨柔，来自浙江杭州，清华大学毕业，目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翻译了阿城的散文《听敌台》（On Listening to Enemy Radio）。曾执教南京大学现供职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陈陆鹰女士翻译了史铁生散文集《病隙碎笔》（Fragments Written at the Hiatus of Illness）的部分章节。移居澳洲的陶乃侃曾在诸多期刊杂志上发表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选编合译了《中国当代八诗人选》（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而由上海迁至加拿大的孔书玉亦与Colin Hawes合译了4篇作家王芫的短篇小说。这些译者虽不如前面五位译作等身，但亦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添砖加瓦，不容忽视。

二、当代海外华人译者群体的译介优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的进程中，海外华人译者并非出版社的首选。以运作《三体》海外出版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例，其“首选是汉学家级别的译者，其次是精通中文、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并尽量做到专业相关。成年后到欧美高校深造的‘海龟，或是国内英语水平较高的人士，一般难以入选”⑩。由此可见，母语为汉语的海外华人译者并不受出版社青睐。不过，即便如此，众多海外华人译者还是凭借自己的优势脱颖而出，交出了质量上乘的译作。

目前，在译者能力研究方面，国内通常采用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PACTE模式。该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如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专门领域知识等），翻译知识次能力（主要指翻译职业知识），工具次能力（主要是运用文献、信息及技术的能力），及策略次能力（即规划、执行、评估翻译项目的能力等）。11

下面将结合该模式具体分析海外华人译者的译介优势。

（一）扎实的双语功底

就英语水平而论，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在英语国家浸淫多年，英语表达早已如火纯青。他们基本都有英美顶尖名校的教育背景，不少译者甚至在名校担任英文教授，英文水平无须质疑。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刘宇昆、黄运特、林丽君、童明、叶春、欧阳昱等人都曾出版过英文著作，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学术专著，获得了读者的一致认可。在译文语言方面，普通读者与精英读者都不吝赞美之词。例如，在亚马逊英文网站上，有约一半读者提及刘宇昆的翻译，称其自然、流畅，看不出是翻译作品。而《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也高度肯定了刘宇昆翻译，认为“文字很干净、紧凑，翻译作品无往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比较滞涩。在这方面，刘宇昆做得很好，文笔很流畅”12。

整體而言，这些海外华人译者的英语水平或许稍逊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但对于中文的理解和体悟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在诗歌与古文翻译上尤其如此。以童明翻译木心的诗歌《魏玛早春》为例。众所周知，诗歌讲究节奏，因此诗歌翻译便涉及节奏的模仿，这就需要译者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节奏十分敏感。整体而言，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英语却盛行多音节，节奏模仿十分困难。不过，童先生却成功化解，先以2，3，4字的意群划分汉语的节奏，如：“春天/不是这样/轻易来/很像个/雍容惆怅/威仪弗懈/的人”，然后以类似的节奏译为英语，译成“Spring/doesnt arrive/so easily./Spring/is like/a melancholy/yet dignified/man”，节奏基本类似。13如果语言造诣稍有欠缺，便很难译得如此熨帖。

（二）深厚的文学素养

这一点应属语言外能力的范畴。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既然属于文学翻译，文学素养自然必不可少。纵观当前活跃的海外华人译者，他们本身就是知名的诗人、小说家，或是文学研究者。例如，刘宇昆在成为《三体》的译者之前，早已以短篇小说《折纸动物园》（The Paper Menagerie）斩获了三项国际最顶尖的科幻文学大奖。而黄运特除了译诗之外，更是一名诗人，出版了英文诗集Cribs。林丽君女士虽然并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但也有小小说《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收录在新近出版的英文小小说集《喧吵的麻雀》（Loud Sparrows）当中。木心译者童明教授除主攻文学研究外，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颇为可观的专栏文章和散文。除此之外，出版了Ripened Wheat（《麦子熟了：海子诗选译》）的叶春自己也是一位诗人，有两部英文诗集已经发行。欧阳昱则更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高产作家，迄今已出版10部英文诗集，4部英文长篇小说，以及若干短篇。其中长篇小说《东坡纪事》（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尤为成功。

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这些海外华人译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并以更具文学性的语言助原文“投胎转世”，进入译语的文学场域。

（三）敏銳的文化感知

翻译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一方面，译者要尽力在“目的语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价值”14;另一方面，译者又需要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传统，保证译文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这就需要译者有敏锐的文化感知，以及丰富的双语文化知识。相对而言，具有离散经验的海外华人译者能更好地协调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更能够在协调文化关系和应对文化差异时，找到别出心裁的翻译模式，以理智的文化调解确保文化价值的成功传播。15

以刘宇昆为例，在《三体》的翻译中，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文化差异。原文在描写红卫兵女孩中弹坠楼时，用了“艳丽的死亡之花、鲜红灿烂的梦幻、小鸟眷恋着天空”16等唯美隐喻。然而，多年的美国文化洗礼以及西方写作训练使刘宇昆意识到这段叙述是西方读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所难以接受的，因此果断采取了省译和改写，以免造成“男权主义”的误读。17当然，除了归化以外，对于“文化大革命”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刘宇昆也坚持己见，通过异化手段进行传达。例如，《三体》原作中仅有5处注脚，而译文则多达34处，以牺牲流畅性为代价尽力保留异质文化。

（四）成熟的翻译理念

这些海外华人译者大都有着成熟的翻译理念。刘宇昆在解释自己的翻译策略时说道：“我自己的基本原则是：展示的信息正好满足了读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但同时，好奇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探讨更深的细节”18。相对而言，林丽君女士在翻译时更偏向用地道的英文，使译文流畅透明，降低译文的“异国情调”，认为谭恩美将“堂姐”写成“sugar sister”的做法像是“西方人领养了中国孤儿后给孩子穿上中式小棉袄”。19另一位译者黄云特则深受庞德翻译观的影响，认为翻译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是语言的诗性归属，是语言的死亡与再生，而诗歌则是翻译的最佳实验室。“我翻译的诗歌，就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穿梭，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还不如说是两种语言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像一个化学实验。在翻译实验中寻找、再创诗意，这跟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言‘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刚好相反。”20而另一位海外华人译者童明则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译的四维空间，即“异、易、移、艺”，并以哪吒退还父母所给的血肉之躯，用荷花化身为形这一神话来比喻翻译中的化境。他对木心的观点深以为然，认为“翻译是母性的”，这是“因为母性的特质是超常的耐心，是对孩子无私的奉献”。21相较于以上几位，欧阳昱的翻译思想则更为全面系统，通过《译心雕虫：一个澳华作家的翻译笔记》22这部著作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就翻译的本质、可译性、对等、创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

按照PACTE模式，这一点应属于翻译知识次能力的范畴。长期翻译实践的积累促使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观，而成熟的翻译观又指导着其翻译实践，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五）便利的译介渠道

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除了翻译本身，还涉及到出版发行、海外营销等流程，而海外华人译者则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提供了诸多便利。

首先，不少译者即是编辑甚或是出版者。例如，海子诗歌的译者叶春是美国文学杂志The Missouri Review的编辑。欧阳昱所主持的《原乡》杂志（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则是澳大利亚第一家由华人创办的纯文学杂志，其后创办的原乡出版社更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作品提供了平台。欧阳昱的许多译作都是由此面世。

其次，海外华人译者在英语国家有着更多的人脉，为英译作品的推介做出了贡献。如刘宇昆就利用自身在美国科幻圈的人脉，帮助《三体》英文版的发行商中国教图得到了一些业内专家的书评，对《三体》在美国的风靡功不可没。23此外，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荐，一些新生代中国科幻作家如陈楸帆、夏笳等得以进入美国科幻界的视野，经由Clarkesworld等权威杂志陆续与美国读者见面。

三、结语

由此可见，海外华人译者的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部分是其“杂糅”身份使然，部分则要归功于其自身在文学与翻译上的非凡造诣。

得益于其不懈努力，当代海外华人译者群体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依然任重而道远，仅依靠有限的西方汉学家是不现实的，海外华人译者群体亦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海外华人译者的群体在不断壮大。据国内学者引用的数据，当前美国翻译协会下属的华语分会就有数百位从事汉译英工作的海外华人。24如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必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大有裨益。限于篇幅问题，本文难以对所有海外华人译者进行一一关注，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① 周南京（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③ 胡安江、胡晨飞：《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4期。

④⑩23 陈枫、马会娟：《〈三体〉风靡海外之路：译介模式及原因》，《对外传播》2016年第11期。

⑤ 汪世蓉：《身份博弈与文化协调：论华人离散译者的文化译介》，《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2期。

⑥18 陈楸帆、王侃瑜：《刘宇昆：科幻界的“催心刘”》，载2018年1月2日《北京日报》。

⑦19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⑧1321 童明：《“创作是父性的，翻译是母性的”：木心〈魏玛早春〉译后》，《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

⑨ 梁余晶：《欧阳昱英文创作述评》，《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

11 Pacte， G. First Results of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xperiment：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nd Efficacy of theTranslation Process[A]. In J. Kearns（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Issues， Methods and Debates[C]. London： Continuum， 2008. pp.106-107.

12 Martin， G. Reading for Hugo. 2015-2-11. http：//grrm.livejournal.com/426205.html.

14 Rubel， P. G. & Rosman， A.（eds.）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C].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p.6.

15 孫艺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中国翻译》2006年第1期。

16 刘慈欣：《三体：地球往事三部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17 Liu， Cixin. The Three Body Problem. Trans. Ken Liu. New York： Tom Doherty Associates， 2014， p.350.

20 张洁：《翻译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黄云特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2 欧阳昱：《译心雕虫：一个澳华作家的翻译笔记》，台湾秀威出版社2013年版。

24 吴赟：《翻译能力建构与中译外人才培养》，《外语学刊》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