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轩

秦朝以杭州为起讫点修成陵水道，表明杭州在大一统国家中的战略地位得到前所未有之肯定。杭州咽喉吴越、通江达海的天然优势，带动了西陵、渔浦、柳浦等钱塘江古渡的发展，使得隋朝杭州城治迁移到临江连河的凤凰山麓，只是时间的问题。而隋朝大运河以杭州为南起点，则是国家对杭州优势的再次的肯定。此后，无论在『人』字形的隋唐大运河时期，还是『弃弓走弦』的京杭大运河时期，杭州都是大运河这幅史诗般历史长卷的落款。

当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最富魅力与诗意之地，杭州也逐渐发展为江南城市的代言人，日本当代学者小岛毅称之为东南“喉结”之城。杭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也治愈过无数文人的“宦伤”。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白居易和苏轼。十六世纪朝鲜文豪申钦一想起江南的美景，就想到杭州，想到白苏，其《题<西湖志>后》写道：安得来生做湖长，放游如白又如苏。

回想江南这巨艘，白居易以杭州为其帆，写下千古名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思念杭城的情谊，苏轼似乎比白居易更迫切地想重临，我们无法看到他望眼欲穿的双眸，但依然能够读到他撕心裂肺的渴望：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治水，是他们在杭州为政的第一要事。他们十分清楚，水不仅定义了无数城市的格局，尤其关乎民生福祉，尤其杭州这样集江河湖海溪，水网密布的城市。

得益于大运河，北宋端拱元年（988），杭州设立江涨桥镇，武林门外德胜桥至江涨桥，成为浙西商品粮的主要集散地，至南宋则形成较为完备的贸易链——这就是著名的湖墅米市，自北宋至清代，“杭州城中百万烝黎皆仰给在北市河之米”，“岁计入城之米，多至数百万斛。”倘若说，湖墅米市为后来江南水乡商品粮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也为“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变，添助了底气，谅不算夸张。

江南之所以被唤作水乡，乃是因运河从来也不是单一河道。摊开手掌，凝视掌纹，运河如斯。若非有发达的水路网，恐怕范仲淹不敢在饥荒时以提高官价的办法吸引外地米商争相贩米来杭。与此同时，他根据杭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民俗特色，于饥荒年月纵民游竞，建议佛寺兴工，终使杭州平稳度过灾年。此即著名的范仲淹“荒政三策”。有司奏劾其做法“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他上奏申明原理：“所以宴游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那时候，既无文旅融合的概念，也没有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但范仲淹的举措让我们看到杭州的创新和引领。以文化为引领，以有余弥不足，进而刺激生产、驱动创新，这些朴素实践早已在杭州发生。

当宋仁宗率领群臣为杭州代言，高歌“东南第一州”的时候，他肯定没料到有一天，大宋的皇根，需要杭州延续。但宋高宗决定以杭为新都时，一定想起过祖宗對此地的重视。至少江南运河之于杭州，就是汴河之于开封，皆是立国命脉。此后150年的杭州，使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权威的话语权，奠定了江南文化艺术的地位。戏曲不再只是皇室和士大夫的专享，勾栏瓦舍遍布城内外，四时游赏活动不绝，点茶插花挂画焚香盛行……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之风，从京城临安飘满江南，刮向海外，影响力绵延至今。

杭州运河上的古桥，仿佛城市的年轮，每一座古桥，都是一个时代的发展节点。当历史行进到十七世纪，拱宸桥诞生了。而从北新关至拱宸桥，明清戏船往来，近代两岸茶园戏院星罗棋布，以及现代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在此地滥觞的文脉演变，则映照出杭州数百年来绵延不绝的精细的审美消费文化传统。与此相况，在江南运河孤本地、漕运主线与副线交汇的小河地区，日日上演着最有江南烟火气息的生活。南宋时，面条类从“饼”中分离，成为南北文化在舌尖上的融合。如今小河直街的面店，依然飘散着运河码头极简而温暖的风味，混合着闪亮的酱香、绰约的茶香。

这座城市的山水与商道，数百年来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融合与开拓。自唐至清，钱塘潮会、西湖宴游、运河庙会、皋亭修褉，民国西湖博览会等交织逶迤，杭州的山水定义了早期江南会展业模式。

大运河的水，也为江南带来早期工业文明的种子。近现代杭州运河两岸相继亮起浙江第一盏电灯，出现了第一家机械缫丝厂，建起了亚洲最大麻纺织厂、丝绸印染厂。在大运河的生态文明时代，当代杭州运河的保护者，先于沿线城市创新出工业遗存向博物馆、非遗馆转型的模式，昔日大厂蝶变成新的城市地标，滨水的江南生活有了新的时尚。

江南名城是船队，杭州是旗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