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娜，张卫东

1 问题提出与分析工具

数字人文理念源于“人文计算”,1949年意大利罗伯特·布萨 (Roberto Busa)神父与IBM合作编制阿奎那词汇索引的实践,成为学界公认的数字人文发端。随后数字人文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大致包含地域与领域两个动向。数字人文理念首先盛行于欧美,苏珊·霍基(Susan Hockey)将数字人文在北美及欧洲的发展历史划分为起始(1949年到1970年代)、联合(1970年代到1980 年代中期)、新发展(1980 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早期)和成熟(1990年代早期至今)4个阶段,拓展领域包括文学、语言学、计算机学、音乐学、艺术学、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等[1]。2009年王晓光发表《“数字人文” 的产生、发展与前沿》,数字人文正式进入我国学界[2]。可见,国内外众多学科的学者在学术与实践层面均接受数字人文这一理念,艾伦·刘等将这种包罗万象的发展状态比喻为 “大帐篷”[3]。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各个国家(地区)、学科在交叉纵横的“大帐篷” 景观下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学科样态进行着一系列本土诠释与学科重构。

聚焦于我国数字人文发展现状,刘炜[4]指出我国第一批数字人文居民主要来自图书情报档案学科,马费成等[5]总结出 “档案与数字人文研究” 议题成为“十三五” 图情档学科进展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等[6]也将 “档案与数字人文”作为“十四五” 期间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之一。“档案与数字人文研究” 议题通常代表着“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研究” 与“档案研究视角下的数字人文” 两个层面,为方便表述,本文将其统称为“档案数字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