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北京 100048）

1 研究背景与研究综述

2017 年10 月18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此，全国各地农村建设踏上了新征程[1]。中国学者关于中国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基于处理城乡关系实践的视角，刘彦随（2018）[2]从城乡融合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的角度探讨了乡村振兴学与乡村地理学的关系。杜姣（2020）[3]基于城乡权利关系以及功能视角，提出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制定目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区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存在的差异。第二类是研究推动乡村振兴新业态发展进路，万媛媛等（2020）[4]研究了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因素，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意义。王博雅等（2020）[5]基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目的，赋予特色小镇新的定位，探讨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功能。

通过文献调研可知，中国乡村振兴成效不甚显著，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在农村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且中国和日本在文化背景、人口分布、生态环境以及农业结构等方面相似度较大，因此探究日本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成功解决中国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学者对日本农村建设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宏观措施。蒋雨东等（2019）[6]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日本农村建设的背景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在法律、人才、产业3 个方面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曹斌（2019）[7]从日本农村建设中总结出了有关措施，即立法先行、规划配套、保障收入和生态宜居等。二是微观措施。郑兴明（2019）[8]认为，日本“造村运动”提高了日本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仍存在局限性。张婧（2019）[9]通过研究日本“一村一品”运动，提出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理论体系，核心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日本农村建设的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和深刻的分析，为剖析日本农村建设的案例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上述学者对日本农村建设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对日本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需求的变化分析较少，对日本精益化农业道路、柔性的教育模式、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以及农村自治程度等方面探究较浅。结合中国国情和农情，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探析乡村振兴现实路径。

2 案例分析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通过农村振兴成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已远超城镇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与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基本相当。基于此，从以下4 个方面剖析日本农村建设的案例。

2.1 生产和销售环节精益化

在6 次产业化背景下，日本农业精益化主要体现在生产和销售环节。

在生产上，充分利用植物生长自然规律和自然资源，严格做到合理密植。在农产品生长的全过程，植物的枝条都被捆绑在特制的生长钢条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阳光、空气和水。对农业生产而言，上述做法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对农民而言，上述做法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利于减少生产成本，进而降低农产品市场价格，刺激消费者对优质低价农产品的需求。从短期来看，有利于农业生产者获益，继而获得规模效益并扩大生产规模；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增强幸福感，提高生产积极性，引导其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随着农业资源利用率持续提高，产业链延伸，农产品品质迈上了新台阶。

在销售上，提升农产品包装的精美程度。农产品包装是日本农村振兴过程中“追求外在美”这一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从消费者心理的角度看，从产品包装的精美程度，即外在美，可以推测出该产品品质的优劣，即内在美。从实际来看，日本农产品的质量配得上包装的精美程度。农产品包装上印有生产者的姓名，一方面有利于生产者诚信经营，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多人了解优质产品及其生产者，促进农产品市场合理有序竞争，鼓励质量兴农。

各区域特色文化，尤其是农业文化，能通过农产品包装的形状、图案、颜色以及文字等以创新性样式体现出来，这是文化传播的新途径，配合“地产地销”的战略，能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增加农产品销量，提高农民收入，吸引农业从业者，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满足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从长期来看，这能在极大程度上增强当地消费者的文化自信。

2.2 社会分工逐渐专业化

1969 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业振兴法》明确提出了农业的社会分工要逐渐精细化，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日本农业走上了专业化社会分工的新道路，分别体现在区域产业专业化与农户品种专业化方面。

区域产业专业化，即各地区拥有具备当地特色的产业，这一产业成为该地区在日本农业发展上区别于其他地区农业发展的独特标识。从局部来看，区域产业专业化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的优势互补；从整体来看，区域产业专业化丰富了日本农业产业，防止了产品同质化现象。

农户品种专业化，即每个农户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产品，但当今日本农业生产导向逐渐市场化，每个农民纯粹为了市场而生产，不为自己的家庭，且每个农户生产的品种少，对自身生产品种投入大，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从市场上获得满足。对日本农业市场整体而言，农户品种专业化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特色产品商品率。对农户个体而言，从短期来看，农户品种专业化有利于获得持续性的农业收入来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价值与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从长期来看，农户品种专业化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继而获得规模效益。从总体来看，农户品种专业化有利于促进农户之间以及农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继而繁荣整个农业市场。

2.3 农业教育模式柔性化

日本农业教育模式柔性化体现在因材而施。日本农村振兴后期，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农民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的需求。因此，该阶段的政策主要以优化农业教育资源为导向。日本农业受教育者不再只是农民，城市小学生有为期一周的农村体验项目，这种直接实践教育活动注重亲身体验，无论在理论传授还是实际体验方面，都优于“农村进课堂”等间接实践教育活动；城市中学生毕业后有农村集体旅游活动，因为中学生已具备一定“三农”理论基础，这使他们在出游的过程中能理论结合实际，既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又有机会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另外，考虑到项目不同主体活动场所的需求，每个项目都会在农村提供食宿，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交流。新型职业农民在入职之前必须接受生产运营专业培训，入职后一边继续学习理论，一边跟随农业生产导师实践，最关键的是接受导师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专业性指导。日本传统农民天生便有发展农业的潜质，加上后天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最终有较高的农业生产实践水平。

农业教育项目中有3 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互动的过程，将教育融入农业，其实就是将人文关怀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农业教育要因材施教，对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农业教育项目，这是符合不同群体认知规律中感性或理性认知视角的表现，有利于不同群体共同深入了解农业，与农民密切交流以及体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交流，因为城乡交流的核心是人与人的交流，即被吸引到乡村的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流，能够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2.4 农业农村自治民主化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日本农协”）于1992 年成立以来，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是最民主化的农村社会组织之一，农民有何疾苦，都可以向“日本农协”倾诉。因此，“日本农协”是能最大限度把握农民需求的组织。

“日本农协”了解农民的迫切需求后，拥有直接给予农民帮扶的能力，例如在物质上直接给予农民机械购置费用；在精神上及时给予农民人文关怀。同时，“日本农协”是日本政策的执行者，代表农民群体争取政府的各项支持，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纽带[10]。

3 日本农村建设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3.1 走农业精益化发展道路

走农产品精益化道路，要在各环节的细节处理上见真功。一是内在精益化，二是外在精益化。

内在精益化，即生产环节的精益化。坚持质量兴农，在产品品质上加大投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善于利用生物学规律和自然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质量是首要，数量是次要，这首先与时代背景有关。人民公社化时代已远去，吃得饱不再是人们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其次与生产力发展有关。随着农业机械化大生产普及，产量已不是市场竞争中的最主要指标，质量成为关键指标。

外在精益化，即销售环节的精益化。我国可直接学习日本，提高包装的精美程度。如果农产品品质提升是质变，包装的发展便是在质变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量变。包装发生改变，代表着品质得到了新发展。如今，中国农产品品质有所提高，但农产品外包装仍停留在农业发展初级阶段。事实上，人们对农产品的感知是从外到内的，精美的包装会使顾客在潜意识里形成质量高的印象。另外，在一定时期内，外包装精美程度的提升将带来农产品成本上升。若发生此情况，须立即出台相关政策，防止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3.2 完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

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引领作用。乡村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教育，尤其是农业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情操教育。

注重农业教育主体的多元性。农业教育的关键主体是传统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是现阶段乡村振兴的生力军。重要主体是从小学到大学各年级的学生，他们是到20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注重农业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对于传统农民，尽量做到每家每户配备一位农业培训导师。由于大部分传统农民的意识形态决定于世世代代在农田中的实践，其对于通过理论知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敏感度与认同感较低。因此，农业培训导师应该针对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之间的区别开展培训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点在当地传统农民。不仅要提升当地传统农民的农业知识水平，还要提高其农业职业道德素质。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要侧重培养其实践方面的技能。对于学生，需针对不同年级编写不同的农业教材，鼓励学生下乡体验或让农民进校园。

注重农业教育时间的灵活性。让不同主体有主动接受培训的时间，有利于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效果，例如成立农业教育夜校组织，使农民白天在田地中实践，夜晚接受理论知识教育。

3.3 访察小组深入农村民间

访察就是亲自访问农家，体察民情。这项措施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农民的需求。各农村地区至少要安排一位长期固定、掌握一定农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及人际沟通技巧的访察小组成员，其要主动走进农民群众中间，拜访农户，成为农民敢于并愿意倾诉的对象。与农民交谈过后，小组成员需及时记录工作成果并向上级反馈，这样可以提高政策与农民需求精准对接的程度。

3.4 发挥地方各级人大的作用

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可以学习“日本农协”，成为连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农民的纽带，为农民服务，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针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和反映农民的迫切需求，维护农民利益，出台相关规定。

我国地方各级人大要在深入农村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农民的合理需求，及时提出议案，也可以咨询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并要求其给予答复。要遵守宪法及农业相关法律，推动相关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