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梦婕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1956年，现代著名革命诗人贺敬之在阔别延安14年后，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诗歌《回延安》。这位山东流亡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后，与工人、农民、战士朝夕相处，成长为一名接地气的革命文艺战士。2018年，94岁高龄的贺敬之在受访中提到这段经历时，挺直了腰杆说：“那是我曾生活多年的革命摇篮，也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延安被称作中国革命的圣地。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共中央引领军民兼顧对敌作战和建设边区的革命岁月；滚滚延河水，滋养了陕甘宁边区的万物，在这片广阔的黄土地上，大生产运动火热开展，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工人劳模骨干，助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奠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深厚土壤。

位于延安市城西北2公里处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旧址。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设立于此。

其中，在与之相对的山头上，保留着的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旧址。今天，顺着山路拾级而上，4个院落、22孔窑洞参差错落地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当年的模样依稀可见。

早在1935年11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即在瓦窑堡宣告成立，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一经成立，即开始组织群众，在城乡间分别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工会，不识字的工人就用投掷绿豆的方式投票。据统计，截至1938年12月，陕甘宁边区建立县工会20个、区工会116个、乡工会546个，加入工会的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和商业店员共4.8万余人。

1938年4月17日至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新中华报》在报道会议实况时写道：“根据会议议程，预计大会日期为七天，将提出讨论的问题，计有目前形势，工人在抗战期间的任务，普及和统一全国的职工运动，及边区工人运动的任务等问题。从这些议题和全国工人阶级的热烈注视上看来，无疑的这次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确是带有全国性的意义。”

会上，刘少奇和边区总工会主任毛齐华对全国及边区工运的任务方针作了详尽报告。根据刘少奇发表的《工会工作大纲》，除国统区要稳扎稳打进行斗争积蓄力量，敌占区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外，陕甘宁边区要动员工人参战，争取抗战胜利；积极参加根据地一切建设，使工人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的重心；组织城市及乡村工人到工会来，使工会成为有广大工人群众基础和有广泛民主的团体；以马列主义教育工人。

就在组织建设有序开展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上空，正逐渐被日军轰炸及国民党封锁的阴霾笼罩，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长征结束后的又一次艰难考验。

早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之时，毛泽东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1938年12月，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

如何搞生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率先垂范，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一首从1943年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描述的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泥湾大生产的场景。

今天，从延安主城区向南驱车60公里，即可到达位于南泥湾的大生产纪念馆。馆内入口处，一幅巨型浮雕上描绘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画面：有人扛着镐、有人拉着绳索，前赴后继地开辟另一个“战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毛泽东提出的八字口号，被加红加粗置于浮雕的正上方。

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对面，就是当年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带领部队6个团、11958人开垦出的荒地。如今放眼望去，成片的水稻迎风招展，绿意盎然。过去，这片连小麦都无法成活的土地，绵延着开荒的传奇。

革命需要生产，生产就是革命。在不亚于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部队、政府、学校率先行动起来，改善吃不饱穿不暖的窘况，进而带动边区23个县、150多万群众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各条“战线”上，轰轰烈烈掀起了为期8年的大生产运动。

每天清晨，人们都会伴着“咔哒咔哒”的声音起床，不少住户就在窑洞门前纺起线来。无论走到政府、学校还是商店，到处都摆放着木制的纺车。在边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7岁孩童，每个人都会在闲余时间投入做工—种地、纺纱、捻毛线，三者之中必有一种。只有在星期日，家家户户才会挂上红旗庆贺前六天的成果。

位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的5孔窑洞，现被延安市总工会开设为延安时期工人运动简史陈列馆。

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黑树林表示，延安时期的工运历史在中国工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弘扬延安精神是革命圣地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开展职工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展墙上，人们穿着厚重棉衣、席地而坐埋头纺线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次军民纺线大赛运动中，周恩来、任弼时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纺织业的兴起只是各类工厂蓬勃发展的缩影。在边区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原来仅有的一个油矿，逐渐建立起修械、印刷、被服、纺织等103家公营工厂 。至1943年，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棉纱、布匹、纸张及其他日用品在边区实现基本自给。

在延安时期工人运动简史陈列馆里，一排排透明展柜中，还陈列着用黑色墨汁手写的农具厂 、陕西实业公司收据和边区火柴厂工作总结等。泛黄的页面打开尘封的岁月，让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一一复现。

陈列馆内，延安工运理论研究会会长李五明指着一幅黑白的机床照片，向《中国工人》记者着重介绍了为边区工业奠基的工程专家沈鸿。

原来，边区的工业诞生于十部工业机床。1938年上海沦陷后，沈鸿带着车床、铣床等生产机器的机床和7名工人来到延安，一边为子弹厂 、迫击炮厂等兵工厂设计了134种型号的机器设备，一边为制药、造纸、石油等民用工厂制造了数百台成套机、单机和台件，揭开边区近代工业的篇章，曾被毛泽东誉为“边区工业之父”。

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促使工人数量大幅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边区已有1.3万名产业工人，比1939年增加了40多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以劳动竞赛为主要形式的大生产运动，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典型的劳动模范。

其间，农业战线走出了吴满有，工业战线树立了赵占魁，两人的事迹通过《解放日报》等媒体宣传，开始在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为流传。

于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开始了相互间的竞赛，掀起了第一次由群众名字命名的“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曾有劳动英雄写信给吴满有，提出两个人和所在的村庄同时开展竞赛。一时间，人人学劳模、人人做劳模，祛除了根深蒂固盘踞在劳动人民心中“劳动下贱”的腐朽思想，让“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山西铁匠赵占魁，在日军攻占后一路流亡，先后在延安军工局第一兵工厂、翻砂厂和农具厂工作。当上农具厂砂股股长后，每天打钟前他就起了床，大伙儿收工后还要巡视周边。赵占魁常说：“工厂是公家办的，我是个党员，工厂也就是我的，应该尽力爱护它。”一提起赵占魁，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守在温度高达2000多摄氏度熔铁炉旁的场景。无论冬夏，在没有防护服的年头，他都穿着厚重的棉衣以防飞溅的火花。

陕北农民吴满有，大灾荒时携家带口逃难到延安，通过土地革命分得土地60多垧。因为连年开荒、改良农作，粮食产量年年增加。即使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1941年，他仍种地33垧，收麦子18石，收细粮16石，并且主动缴纳公粮14.3石。

对于各行业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毛泽东肯定了他们“带头、骨干、桥梁”的三大作用，延安工运理论研究会会长李五明告诉《中国工人》记者，主席曾给了他们“人民的领袖”“群众中的圣人”“新时代的状元”等至高的评价。

在1939年的延安“五一”劳动大会上，毛泽东发言道：“我们的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43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前，毛泽东亲笔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显著的王震、习仲勋等22位劳模题词。

在陕甘宁边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劳动者的生活和国家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者和领导人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从长工翻身成为村干部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曾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主动提出为毛泽东和朱德代耕，感谢共产党让自己得到了土地，获得了选举权。1947年毛泽东一行转战陕北时曾邀杨步浩一起，可他却坚持留在后方搞生产。

杨步浩的孙子杨宝成在爷爷去世的那年出生，他对爷爷的认知都是通过邻人的口口相传。当《中国工人》记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见到杨宝成时，他告诉记者，自己退伍后就决意到纪念馆工作，传扬爷爷艰苦奋斗的劳动精神。

1977年，延安一场特大洪水夺走了杨步浩的生命，但四枚劳动奖章却得以保存下来—虽然年代不一、图样不同，但“劳动模范”四个大字，烙印在每个奖章上。

为了正确地组织领导全国职工运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一边成立工人运动研究室为党中央制定领导工人运动政策、方针提供可靠依据，一边用思想武装职工头脑。

1940年2月7日，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在延安二次创刊。毛泽东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希望《中国工人》“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在這所“学校”中，“学生们”不仅可以读到各地工会、工厂、工人的报道以及国际工运动态、工运历史知识，还可以自行投稿。从第三期开始，杂志特辟“工人习作”一栏，编辑部发启事呼吁道：“工友们！《中国工人》这个学校要想把它办好，就要你们多给它写文章。”

在边区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形下，职工群众们省吃俭用为编辑部筹集资金。艰难重生的十三期杂志，每一期都会刊登捐助名单以表谢忱。

当年杂志的全部内容，就诞生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旧址的一孔窑洞中。如今，在延安市总工会的精心修缮下，“杨家岭《中国工人》杂志编辑部”重新挂牌，1940年出版的老杂志被摆放在展柜中。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杂志，记录下当年中国工人的故事和心声。

其中，边区工人英勇抗战的事迹以报道形式刊发在《中国工人》上：敌人进攻冀察晋边区时，曲阳矿工配合十一支队三次作战，夺取敌人的机枪并获战马两匹；1939年反扫荡开始后，涞源二区和三区工会干部率领工人们带着数十副担架紧随战斗部队，直到黄土岭战斗胜利；穿着绿色制服，奔走于前线和后方每条道路上的邮工，于崇山峻岭间、在枪林弹雨中，日夜兼程徒步传递着各种信息……

而实体的学校—延安工人学校，成立于1939年，开设了包括《基本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运理论》等课程，宗旨即为培养抗战中的工人干部。从开学典礼时留存的一张黑白照片上依稀可以辨认出当年800多名学员的脸谱，他们是来自全国21个省的工人和八个国家归国的华侨工人。没有足够多的教室，学员们便席地而坐，以天为顶、以地为座、以腿为桌，时而聆听报告、时而热烈讨论，一时间学风盛行。

一批批学员进入工人学校，一批批骨干从学校走出，走到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中动员生产建设，奔赴到华北、东北等亟待解放之地引领工人运动……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描述了“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之所见，他感受到中共中央政治作风相较之前的理论至上已发生转变，便如是写道：“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

至今，由延安市总工会设立的延安时期工人运动简史陈列馆已接待5万多名干部职工。延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宋殿勇介绍说，延安红色资源，包括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延安工人学校工运旧址，已成为全国干部职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高地，也成为宣传和展示延安工会工作的窗口与平台。

红色的记忆不仅仅凝结在固定的场馆里。

今天，走在延安的大街小巷，飘扬的红旗时时映入眼帘，军民齐抗战的巨型雕塑频频出现。从白天到夜晚，闪闪的红星成为装点城市的重要元素。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延安人的血脉中，与延安城融为一个整体，生生不息。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城内的每所学校，都挂上了“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的标语。

延安精神正从红色历史中走出来，走向未来，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