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通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连续执政72周年之际，研究世界政党治理、总结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恰逢其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举办第一届政党治理高层论坛，旨在研究在政党政治领域内，政党自身建设、国家治理以及政党与国家互动的规律，为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省委党校等科研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关键词]政党治理;国家治理;论坛综述

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连续执政72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举办第一届政党治理高层论坛，旨在研究在政党政治领域内，政党自身建设、国家治理以及政党与国家互动的规律，为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省委党校等科研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一、政党治理研究的视角、内容与趋势

1. 研究政党需要内外兼顾，需要“走近”，更需要“走进”

在资产阶级政党掌握话语权的背景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较晚，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建设中经常被贬低或被污名化。一个政党或一类政党能否被关注受到客观公正对待，取决于研究者的态度，更取决于政党的实际表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峻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快速发展、长期稳定。对此，研究者多数局限于从政党的外部绩效来探究政党实现这些绩效的机制、体制、手段、政策，研究的焦点是政党的治理外部性质，这仅是“走近政党”，但尚未“走进政党”。“走近政党”与“走进政党”分别对应政党研究两种视角，前者视角是外部视角，主要考察政党的外部关系和行为。后者视角是内部视角，考察政党内部的结构、机制和治理行为。强调政党研究的内部视角并非否定外部视角，二者并非替代，而是互补;不仅是互补，且是互动。

2. 国外政党的研究为中国研究政党拓展思路和视野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周建勇教授通过梳理指出，国外对政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物和研究内容。从1945年以来就西方关于欧洲政党和政党体制的研究，各类出版的著作（包括文章）有10000多本（篇），政党或者政党治理或者政党组织或者政党制度的研究，占比最大。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中文译本，如《政党与政党体制》《政党与政党制度》《政党与民主》《寡头统治铁律》《政党组织与权力》《政党政治研究指南》，等等。这些著作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政党内部研究与关注政党体制。二是研究政党功能。如人才招募、候选人产生、如何组织政府、政党的激励等等。三是关于政党和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对政党的影响。四是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五是政党与选举，西方民主有三大支柱——政党、议会、选举。六是政党体制类型。

二、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实践

中国共产党作为连续执政超过70年的政党，在全球政党政治视野中也属于连续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如何从长期的治国理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把握执政的风险、化解执政危机的经验，探寻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本原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显得尤为重要。

1. 制度优势是国家最大的优势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以往多是单一制度研究为主，如今更应从制度体系来研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指出，需要把制度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来研究，在新的发展阶段要逐步开发制度红利。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制度竞争。郭定平教授提出制度建设的核心目标：第一是完整性，制度体系要对该政治共同体的各构成要素进行有效治理。第二是层次性，制度的有效运转要形成有机的层次关系。第三是统一性，不同制度要形成统一的整体。第四是协同性，各制度间要彼此协同，上下、前后、左右协同运行。第五是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应对不同挑战、具有自我调适和应变能力。第六是有效性，制度体系优势能够转化为治理绩效。

2. 以人民为中心，化解执政风险

任何政党获得执政，均非一劳永逸能长居执政地位。政党一旦执政，皆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长期执政中，科学把握执政风险，有效化解执政危机，从而达到连续长期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此问题，浦东干部学院刘昀献教授提出，执政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包括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内外各方面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风险。狭义的执政风险仅指执政党建设所面临风险，如组织、纪律、制度等方面。执政风险和执政危险、执政危机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刘昀献教授认为：执政风险是一种出现执政危险的可能。执政危险是执政党执政过程中遇到丧失执政地位的现实危险。执政危机是执政党遇到执政的生死危机。三者是可能与现实的关系。故，执政党只有科学地把握执政风险的含义、特征以及其与执政危险、执政危机的区别联系，增强风险意识，科学应对风险，阻断执政风险走向执政危险、继而走向执政危机的途径，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的执政安全。

与会专家提出，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应该从价值基础、主体基础和动力基础的视角，把文本研究、战略设计、政治实践和具体绩效四者结合起来研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人民满意是人民抉择所遵循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党相信人民，人民相信党，双向互动委托的信心机制，改变了传统西方政党的运行方式。

三、治党力与党治力

政党的政治实践通过具体制度运转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制度如何运行，运行机制是什么，其制度运行的动力何在，与会学者就此类问题做了具体研讨。

1. 党建责任制的制度演变与落实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之一是实行党建责任制。华东政法大学花勇副教授认为，自改革开放以來，党建责任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始阶段——岗位责任制，主要包括分级分工负责、相应配套制度、集体分工和个人分工有机结合、失职和追责相结合;第二个阶段为扩充发展——两根主线，是基层党组织责任制和党风廉政责任制。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一岗双责，实行党委会报告制度与建立党建领导小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应称为全面从严治党党建责任制。第三个阶段是成熟形态，主体责任明确，是纪律责任，更是政治责任;党建责任制的迭代和更新;党政机关是党建责任制下政绩导引的主要载体。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吴海红教授以某国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剖析，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在基层落实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指出责任制是超大规模政党治理的必然要求。制度设计初衷倾向于完美，但制度实际操作运行一般超出理想模式。吴教授指出，落实责任制的困境有“五难”：一是职责的交叉性、责任边际界定难;二是组织架构不对称性、压力传导难;三是联动性、整体性欠缺，责任落实难;四是自上而下的责任压力和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之间的张力协调难;五是高质量党建和理念与企业现代发展结合难。

2. 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党的治理绩效

人类生存很大的威胁来源于贫困，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均把反贫困当做兴国安邦之大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古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近有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自建立伊始，始终为创造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进行不懈的奋斗。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宁教授基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进历程总结了百年反贫困的经验。提出：贫困原因有多种，反贫困也应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土地政策跟贫困或者反贫困息息相关，故选择小的切入点研究此问题，从一侧面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的五条经验：一是运用土地政策反贫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三是土地政策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四是运用土地政策反贫困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五是运用土地政策反贫困，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

四、政党治理研究的比较视野

政党研究仅仅局限于国内是有欠缺的，必须拓宽视野，放眼国外。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国外研究政党的主要议题、国外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以及如何借鉴他们的研究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等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1. 国外政党研究的六大支柱议题

通过分析国外政党研究内容，也可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提供借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张春满副研究员就“国外政党政治研究的六大支柱性议题与政党治理的范式超越”做专题发言。梳理从2000年至2018年间国外对政党政治研究的成果，归纳出他们研究的六大支柱性议题——“六化”，即政党卡特尔化、政党制度化、政党极端化、政党信息化、政党欧洲一体化、政党民主化。但国外政党研究唯独没有关于我们语境中政党治理的研究，也可看出其研究的局限性。究其原因，在于国外的政党政治研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限制了理论想象力，看不到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政党实践。还有，西方政党研究存在严重的重选举、轻治理的问题，很少研究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政党治理本身的问题。此研究领域的空缺，也为中国构建新的政党研究范式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2. 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西方学者（包括政治家、政客等）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演变可概括为：从不认可到学术报道多元化，再到两极分化的认知演变过程。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雪梅教授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可分四个阶段，首先从革命形象认知而起，经历了从在华利益的破坏者，到照耀中国的红星认识转变。其次是对建设形象的认知，经历了民本政党、到红色政党、宗教式政党、精英式政党的认知。再次是对改革开放形象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从单一政党到非单向度的政党认识转变，认知是多向度的。第四是对新时代形象认知，党的十八大之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多元认识又逐渐向两极分化的趋势发展。一方面是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呈现正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有以“陷阱模式”评定中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发展存在巨大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助理研究员白鹭认为，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学界和大众视野，并成为一门学科——中共学，是海外研究由汉学到中国学、再到中共学的关注，一脉相承而来。美国是比较早开始进行中国和中共学研究的国家，同时美国的学者对中共学的研究领域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包括对党的性质、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软实力方面。英国学界中共学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英国学者对中共学研究更重视经贸领域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差异关注比较弱;二是包容和谨慎并存，一方面中国和英国文化碰撞已久，英国学界对中英文化差异比较接受，也能包容中西方之间价值观的不同，但另一方面英国学界又普遍出现比较谨慎的倾向，提出对话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中国和英国在文化、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三是很多英国学者正视中国的发展，在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威胁论”情况下，英国很多学者并未用威胁论视角看待中国发展，而是从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有什么样的机遇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发展，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英国可借势而为，从增长自身经济力量角度寻找合作空间。

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秉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经过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流，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政党治理研究要进行分析方法、分析视角和核心概念的更新，充分运用现代组织学、管理学、系统论、生态论、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试探性地提出党治力、治党力、信心力以及党性人建设、人民本位观、情感治理制等概念。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熊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