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颖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影响20世纪迄今的词学至深，其中的论述在启迪后学的同时，也给学者的释读带来了一些困扰，比如通行本（共64则）的第15则：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王氏对李煜的推崇态度非常鲜明，问题在于他对周济的批评始终未能赢得后人的赞同。对“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一句，注解者几乎众口一词，皆引证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论李煜词一段话：“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而且都认为周济是将李煜的词史置于温、韦之上的。如此一来，王国维“颠倒黑白”之评似乎就成了无的放矢，这里略引几则当代学者的说法以概其余：

周济说后主词粗服乱头而又不掩国色，美人资质未减，其评价乃甚高，并未将后主至于温、韦之下。王国维似未全面理会周济评语。

周济实际上是把李煜词置于温庭筠和韦庄之上的。观周济词论，其将三人合并考量高下，仅此一处。王国维何以得出周济将李煜置于温、韦之下的结论？殊困人思。

周济所谓“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并非对李后主词的贬词，而王国维对周济的驳斥则是出于误解。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以为，要判断王国维是否误解了周济，根本的，当然是要弄清周济对温、韦、李三位词人的评价。置后主于“温、韦之下”，是否为周济的本意，当衡之以周济整体的词学观念，而非诸家引述的一则评语，即以此则评语言，其意也有再作商榷的必要。

周济的词学论著主要有《詞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等，后一种成书时间较晚，且不涉温、韦、李三家，可不具论。《杂著》初附刻于《词辨》，共31则，第1至7则为总论，从第8则开始为作家论，所评词人的名录及次序与《词辨》中所选基本对应，二者有明显的共生关系。《杂著》末并有周氏跋文介绍《词辨》的体例：“《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纰缪，精彩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迷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可见，周氏对卷一、二所录词作均予以正面肯定，区别在于它们之中有正、变之分，而细较起来，正、变间也有高下之别。周济《词辨序》云：“古称作者，岂不难哉！自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莫不蕴藉深厚，而才艳思力，各骋一途，以极其致。……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词辨》卷一首录温庭筠，次录韦庄，以下录欧阳炯等唐宋人;卷二首录李煜，以下录鹿虔扆等唐宋人。“正声之次”（变）的地位无疑是略低于正声的，就此而言，说周济置李煜于温、韦之下，并没有冤枉他。

再看《杂著》中专论温、韦的两则文字：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深美闳约”出自张惠言《词选序》，这是一篇被周济认为是“旨深词约，渊乎登古作者之堂”的文字，在附和张氏之言的同时，周济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温词的看法。前引《杂著》评李煜词一则中，他以“严妆”喻温词，以“淡妆”喻韦词。对于“严妆”，后人多以为是指温词意象密丽、辞藻雕饰，笔者赞同这种解释，但想补充的是，“严妆”除了有妆容精致的表层意外，似亦有珍重自持之意，与“深美闳约”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旁证的是，《人间词话》移“深美闳约”之评于冯延巳，同时又以“和泪试严妆”喻冯之词品），而能达成这一特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温词的“针缕”，“针缕”即是“妆”。至于“生马驹”则不然，它没有经过人力的驯服，所以“不受控捉”，这就如同美人虽有丽质，却无妆容修饰。回顾周济评论李煜的那则文字，其本意当是说：美妇人而有妆，是理所当然的常态，即便其人天生丽质，也不应以粗服乱头示人。

毫无修饰妆容的写作，虽然可能也有质朴自然的优点，但却非周济最爱。《杂著》第5则云：“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故他在评论温庭筠时，特别强调温词“针缕之密”“字字有脉络”，且不露痕迹，神理超越，而这种既有针缕安排，又能出之以浑厚的能力，正是李后主所缺乏的。《词辨序》评李词“骏快驰骛，豪宕感激”云云，显然下温庭筠一等。上引评论韦庄词的文字虽简短，但可以确认的是，韦词虽淡，也仍有妆在，而且韦词见于《花间集》，大体上也应属于有针线而不露痕迹者。所以，就《杂著》中的评语来看，置李煜于温、韦之下，也符合周济的认识。总之，王国维并未误解周济。

当然，周济在温、韦、李三人间所作的抑扬是否为“颠倒黑白”，则是另一回事了。历来论及李煜词者，多感慨其以亡国之君而为愁苦之词，或者如同周济一样，关注其外在的纯任自然的写作方式，而这两个方面在以往流行的词学评判框架中——不论是以风格论正变，还是重视比兴寄托的微言大义——都不占优势，是以李煜的词史地位始终未臻极境。王国维摒弃了风格论，也嘲讽过张惠言式的寄托论，这样，被附会以香草美人，“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的温词，其地位下降乃势成必然。《杂著》云：“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杂著》第1、2则）周济敏锐地察觉到乐工之词与文士之词的差异，但还受制于南北宋之争的窠臼，未能更进一步。或许是受此启示，王国维在推尊李煜时，特别指出其词在伶工之词转向士大夫之词进程中的枢纽地位。在这个全新的词史观照维度中，有关李煜词的评论才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王国维对后主的评价确实发前人所未发，允为影响深远的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