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关键词：《江雪》渔翁形象道家佛教继承与创新

柳宗元的《江雪》是一篇杰作，天寒地冻而渔翁却沉着独钓寒江，环境的荒寒、压抑与人物的孤独、执着异常醒目，环境与人物的冲突互动构成巨大的张力，诗境无声似有声，人物无言似有言，此诗短小精炼，构思独特，意蕴深厚，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南宋范希文即推崇为唐人五绝之冠（《对床夜话》），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影响深远，甚至跨界影响至于绘画。据有的学者研究，以《江雪》为题材的诗意图从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开始，以极简的画面和线条营造了冷寂荒寒之境，给人以孤峭清奇之感，颇异于传统渔隐图的闲雅明丽a。对这篇杰作的深刻内涵及其创造技巧b，还可以进一步细细品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天地荒寒图，雪大苦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则写渔翁顶风冒雪，孤舟独钓于寒江之上，既突出了渔翁的形只影单，也彰显了渔翁的孤傲、自尊、淡定、坚强、执着。“寒江独钓”正是《江雪》最突出的细节。《江雪》作于柳宗元贬官永州之时，属于共识，值得疑问的是，永州地处南方，是否会出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暴雪祁寒之天气？寒江独钓，有无真正的现实生活基础？钟来茵先生注意到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文中的气候资料：“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据此认为元和二年的这场大雪，正是《江雪》诗的现实生活基础c。这是从求实的角度进行的解读。然而，作为表情达意的文学创作，柳宗元所追求的显然不止于写实，即使是写实，也会通过自我的代入感以抒发感情。渔翁顶风冒雪，孤舟独钓于寒江之上，既然不能钓到鱼，其独钓姿态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清代学者王尧衢认为，“置孤舟于千山万径之间，而一老翁披蓑戴笠独钓其间。虽江寒而鱼伏，岂钓之可得？彼老翁独何为稳坐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凉，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古唐诗合解》卷四）王尧衢将寒江独钓的形象指实为柳宗元仕途的追求近乎姜尚的待时而沽，且“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而朱之荆则解读说：“千、万、孤、独，两两对说，亦妙。寒江鱼伏，钓岂可得？此翁意不在鱼也。如可得鱼，钓岂独翁哉！”（《增订唐诗摘抄》）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柳宗元的虚构、隐喻和象征肯定表达、传达了复杂的社会性感受，至于具体内涵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解读这首诗的内涵，关键点是核心人物渔翁及其独钓形象。渔翁形象本身具有延续性，其中包含特定的思想立场和现实感受，是作者和读者心照不宣的“互文”。渔翁与樵夫，本来是农业社会中两类典型的自食其力体力劳动者，农业劳动的特点是简单地运用自己的体力在土地上耕耘劳作，其特点是体力性、个体性乃至独立性，不像从事手工业以及商业需要分工合作和人际交换，对劳动工具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从先秦开始，这两种劳动行为和劳动者就被思想家们赋予自由等文化内涵。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组织日益复杂，物质生产越来越丰富，不仅个体的自由遭到不断侵蚀，而且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阶层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国家之间合纵连横你死我活，先秦诸子就面对这个乱世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思路和应对之策。与儒家积极入世干政、主张仁政不同，老子主张回归“小国寡民”，庄子更主张与世无争，和光同尘，“曳尾于涂”（《庄子·秋水》），渔翁与樵夫就不约而同地被儒家、道家赋予了独立、自由精神，“此时的文人由于受传统文化之影响，托‘渔附‘樵来叙述这些足以消融人心不平、不公、不安的理趣和道机，以命理、佛性、心性、事理来武装人的思想，使人能在这不公平的社会中生存下去。而此时的‘渔或‘樵也确实超尘脱俗、笑傲一切名利客”d。《论语·微子》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他们对孔子师徒栖栖遑遑用世并不认可，而孔子也不认可他们的选择：“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身为儒家的孔子其实看到了批评他的这些坚持在土地上从事耕种以自食其力的精神自立者的思想倾向及其与自己立场的区别，《论语·微子》还记载，孔子认为荷蓧杖人是“隐者”，“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也许因为道家主要兴起于多水的南方，他们更关注“渔翁”形象。《庄子》有《渔父》篇，“渔父”被庄子虚构出来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代言人，“渔父”开导孔子要“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应该懂得“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的事理，只有“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总体而言就是不要像儒家那样积极干政以自取其失败之辱，而是淡泊自守，自得其乐。到了战国后期，楚国屈原创作了《渔父》，借以诉说自己入世所遭遇的不平、牢骚与愤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要求屈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和光同尘，随俗俯仰，顺其自然，也就不会痛苦，可见，渔父形象已经哲理化，被赋予独立、自由的象征意味。不过，在先秦时期，垂钓也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内涵，《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为了仕进，有意假装渔父，在渭水边垂钓，等待从此处路过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的故事，姜太公垂钓在后世成为文人表达积极进取、追求建功立业的典故，不过，这种多用“垂钓”这个行为来表示，而不用“渔父”这个概念和形象，著名的诗例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函相》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里的“垂钓”就暗示仕进之意，即来自《齐太公世家》姜尚假装钓鱼以等待周文王发现并重用的典故。李白《梁甫吟》“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咏叹的也是姜太公垂钓以等待仕进时机的故事。总体而言，唐代诗文中，除了一般表现劳动场面的写实意义（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之外，渔翁形象基本上是寄寓了归隐、闲淡、独立、自由的思想，大多表现的是超越、平淡的感情，如张志和的《渔父》（五首），“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萧散自由，怡然自乐，而屈原那种愤激感情的渔翁形象比较少见。

《江雪》中的渔翁形象正来源于上述传统。然而，柳宗元对这个传统意象并非简单继承，诗人的创造必然立足于他的现实人生经验与感受，《江雪》有柳宗元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为了突出诗人的主体感受，柳宗元在《江雪》中采用夸张的手法，刻意突出了大雪纷飞苦寒之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而渔翁不避苦寒，独自一人在寒江上独钓——实际上，任何具有真正垂钓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這样苦寒的天气里不可能有收获，显然，环境的苦寒以及独钓寒江的行为确实有“自寓”的意思，柳宗元通过艺术上的夸张、虚构、象征，隐喻了自己生活环境的艰难、压抑和自己藐视、抗御艰难的立场，表达了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以及幽愤、孤峭的心态，寄寓了自己宁折不屈、不与丑恶的环境“和解”的高洁人格操守。从对传统的继承与改造而言，正是融庄、屈于一体，故陆时雍说：“柳子厚……深于哀怨，谓《骚》之余派可？”（《诗镜总论》）沈德潜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唐诗别裁集》）这表明柳宗元的渔翁形象除了继承了道家追求自由的思想之外，还凝结了儒家入世的苦闷和屈原《渔父》的愤激，而柳宗元之所以与屈原特别共鸣，来自他们二人遭贬斥、被流放江南的相同经验。柳宗元还有一首题作《渔翁》的诗歌：“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以永州风土为背景，刻画了自食其力又自由自在的一位渔翁形象，与《江雪》对读差不多可“互文见义”。出生于河东高门柳家并长期活跃于京城官场的柳宗元，如韩愈所云，“少精敏，无不通达”，少年成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入仕后积极干政，参与顺宗朝由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终因这场革新开罪于宦官与守旧官僚集团，这批革新家纷纷遭贬，柳宗元也被贬任蛮荒的永州刺史，地域的偏远、环境的蛮荒刺激了柳宗元的压抑与悲愤之情，他把永州的山称为“囚山”（《囚山赋》），把永州的水称为“愚溪”（《愚溪诗序》），对永州山水的态度就像囚徒憎恶囚牢一样，难怪他做梦也是梦见归去（《梦归赋》），其《南涧中题》诗云：“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永州的山水被柳宗元赋予幽寂之美，“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环境的孤清正是心理孤清的映射，孤清的环境慰藉了孤清的心灵，柳宗元的散文“永州八记”是生命苦难的艺术升华。柳宗元的诗歌、散文寄寓了现实遭遇与生命感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思想与诗学资源。

《江雪》不仅融汇了儒家、道家乃至屈骚传统，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也给他提供了思想资源。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夫子自道，介绍自己的学习导向和读书与写作经验云：“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江雪》的渔翁垂钓意象，正是柳宗元在继承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确实还“旁推交通”，“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虽然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刻意不提及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其实，他到永州后就暂居在龙兴寺，生活在儒、释、道三教从并存到走向融合的中唐时代，少小读书广博且对时代与思想动态异常敏锐的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不可能不关注佛教思想，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明确提出了“统合儒释”的观点;来到蛮荒之地永州后，对天台宗“中道”思想的兴趣尤浓e，柳宗元在永州既借佛教“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以治世，用佛教“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亦借佛教思想寄托身心排遣烦恼，文学创作中借鉴佛教思想、佛经故事素材理所当然。众所周知，柳宗元在永州所撰《黔之驴》故事，季羡林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撰写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48年），发掘黔之驴故事的佛经来源;陈允吉先生《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f进一步考察，认为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佛说群牛譬经》是黔之驴故事的最早源头，可见柳宗元对佛教经典之熟稔。深入考察，《江雪》也有佛教思想的背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极度空阔、空无的意象与意蕴，“灭”“绝”等概念与柳宗元的《禅堂》明显相同：“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而《江雪》整个诗境的塑造也体现了有无相生的佛教理路，诗境无声似有声，人物无言似有言，周裕锴就说：“如果纯从意象角度来分析，这首诗何尝不是体现了‘万即一、一即万的华严妙境。”g张晶教授直接判定此诗表现了禅宗思想：“在唐代的文化史、思想史上，禅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使我们无法回避它。不懂得禅，就很难体会出王维的《辋川绝句》《汉江临泛》《终南山》，柳宗元《江雪》《渔翁》这些名作的妙趣和真谛。”h到底属于“华严”宗、天台宗还是禅宗可以再讨论，但《江雪》思想、语言、意象确与佛经有一定关系，李汉超所见深刻：“柳宗元《送深上人南游序》中说：‘经之大莫极于《涅槃》。……在南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三》中，恰好载有这样一段经文：‘须陀洹人虽生恶国，以道力故不作恶业。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师子王。是故一切飞鸟走兽，绝迹此山无敢近者。有时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鸟兽犹故不住。须陀洹人亦复如是。经中所言‘须陀洹人指佛教修行中最初阶段的‘断惑者，香山为昆仑山，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脉。”i就人生经历和思想整体性而言，柳宗元当然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遭遇极其严重的人生打击却未走向绝望，显然是道教、佛教为其精神的安顿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当然，他也没有就此了断红尘，遁入空门，佛教只是给柳宗元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与素材资源，也为《江雪》天开地阔之荒寒意境的塑造提供了想象的借鉴。总体上，《江雪》表达的仍然是其对自由、自足的精神追求以及孤傲、悲愤之人间情感，而这显然来自道家、儒家思想以及屈原的激情传统之共同作用。

永州十年，给柳宗元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然而，对于一位文化巨人的成长来说，“艰难困苦，玉汝以成”，痛苦的人生经验升华了柳宗元对生命与社会的深刻观察与思考，促成了无论思想还是文学、文化方面的创造与辉煌，他对历史深刻思考的《封建论》《非国语》、文学名篇“永州八记”的游记散文以及小品文《捕蛇者说》《黔之驴》等都完成于永州，《江雪》当然也属于此间文化创造的精彩成果之一。《江雪》寥寥二十字的短小绝句，之所以魅力无穷、影响深远，除了体式和语言的简练这一要素之外，从思想主旨和感情脉动来说，确实具有独特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它触动了古代一切正直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责任与个人尊严二难悖论选择时的纠结、尴尬与艰难体验，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经验，其凄寒与孤傲的心理正是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自然获得了后代读者的深刻共鸣和广泛嘉许，这也是它的影响从诗扩展到宋元荒寒意境文人画的根源。

优秀的作家都具有卓绝的创造才华，这种才华来自深刻的生活感知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以及二者的“碰撞”。艺术家不是生活的单纯记录者，被贬官永州的柳宗元并没有陶醉于永州与中原迥异的风土与人情，《捕蛇者说》所呈现的不仅是这个地方一种独特的出产（“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蟲”）与“捕蛇”这种危险的“生活技巧”，柳宗元的用意其实是揭露、批判“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严酷社会现实。同样，江南意外大雪乃至雪中垂钓的自然风景和新奇感受显然不是柳宗元关注之重点，他只是借现实的观感以“代入”自己在政治上的遭遇与感受——这场自然界的大风雪在《江雪》中只是一种隐喻和象征，象征了他的社会处境和现实感受，虽然特定的天气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柳宗元在南方的永州经历了一场意外的纷纷扬扬的大雪，这给从小在北方生活、对下雪十分熟悉的柳宗元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六七年之后柳宗元还念念不忘那一场空前绝后的南方飞雪以及造成的动物反应：“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我们也许要感谢这场大雪，正是它才刺激了柳宗元《江雪》中的体验和想象。20世纪美国著名诗论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说过，任何杰出、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j，既有的诗歌惯例和思想资源——传统丰富了柳宗元的生命感受，而传统与柳宗元所经历的特定天气和政治经验等现实感受“碰撞”导致了他的创新和发展——《江雪》吸收了儒、道、释的思想及其语言资源和传统文学意象，表达其政治上的极度失意与被贬斥在蛮荒的永州极度压抑、痛苦的现实感受和生命思考，《江雪》是打上柳宗元独特个人“印记”的现实经验、生命思考和文学创作。正是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显示了柳宗元敏锐的生命感知能力、博学多识与创作才华，也给读者似曾相识的印象——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统又新鲜正是读者阅读任何优秀作品一致的阅读、欣赏、审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