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

关键词：路遥作家陕北扶助者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

——路遥

引言

路遥（1949—1992）是陕北黄土地养育的传奇人物和不朽作家，他从中国西北最贫瘠、最荒凉的大山走出，在他成长、奋斗、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曾得到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们的栽培、扶助、成全，这其中有老师、同学、乡亲、朋友、知己、兄弟，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路遥的故土——陕北。正如陕北民谚所说：“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路遥就是20世纪陕北这块神奇高原上的精灵，而一个成功作家路遥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陕北人默默地甘当人梯，这就是陕北人的热血、义气、奉献和担当。

在路遥苦难与辉煌相伴的人生旅程中，可以分為七个时期：一、王家堡：人生起点（1949—1957）;二、郭家沟：贫苦少年（1957—1963）;三、延川中学：励志岁月（1963—1966）;四、文革风云：青春噩梦（1966—1968）;五、山花时期：燃情浪漫（1968—1973）;六、延安大学：温暖摇篮（1973—1976）;七、甘泉创作：走向辉煌（1976—1982）;八、作协十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982—1992）。而在每一个时期路遥面临命运转折的重大关头，总是能够遇见对他做出关键帮助的热忱好人和有力人物，使他得以摆脱困境，一意奋然前行，进而改变命运，从而创造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辉煌传奇。因此，笔者本着还原历史的精神，对路遥生命里程中对他做出以下贡献的二十位扶助者进行缅怀和追述：一、对路遥的生活做出慷慨、无私的援助;二、对路遥的创作做出指导、出版的帮助;三、对路遥的升迁做出重大、关键的扶助。以此，向路遥挑战命运、改变命运的强者精神和挺立在他身后的无名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二十位扶助者

（一）刘俊宽

刘俊宽（1927—2003）：路遥的义父，陕北延川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郭家沟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路遥一生中，共有三位父亲：生父王玉宽、伯父王玉德、义父刘俊宽，前两位父亲都是默默无闻的老农民，而生来心比天高、自尊自强的少年路遥想要有尊严地活着，在当时陕北极度贫穷闭塞的环境下，就只有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条路。因此，1957年路遥八岁时因为家境贫困被迫离开清涧县王家堡自己的家，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伯父家顶门为儿，他后来沉痛地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然而，路遥从小就习惯了与命运抗争，正如他最亲密的四弟王天乐所说：

路遥那时寄人篱下，面临的就是劳动。当然，他是不甘心的，他在十岁的时候就懂得了：只有念书才能改变这个大家庭。

对此，刘俊宽的女儿、路遥的干姐刘凤梅在西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了路遥当年在伯父家的生活情况：

路遥的大伯外号“铁算盘”，他只考虑家里的营生，不考虑路遥的前途，所以他不支持路遥上学。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是中国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土地贫瘠的陕北高原，人民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路遥作为延川县城关小学的半灶生，整日在饥饿的残酷折磨下发奋学习，最终磨炼出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小学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路遥从不悲观丧志，而是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精神，他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聪明热情、思想活跃。1963年路遥小学毕业，他参加竞争激烈的延川县初中入学考试并被录取，路遥的小学老师、诗人白军民在延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了路遥当年的考试情况：

1963年，路遥考上了延川中学，我当时是延川县文教局局长。当时的竞争很激烈，我记得延川县初中考试第一名是男生梁太平，第二名是女生白贵英。

但是，有幸考进县城中学的路遥遭到了伯父的强烈反对，伯父执意要求他下地劳动做“受苦人”，以致临近开学，路遥迟迟不能上学校报到。于是，绝望中的路遥走向了义父刘俊宽的家，向这位方圆十里最有影响力、以仗义闻名的长辈求助。刘凤梅的回忆文章《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写到这段往事：

有一天，他终于跑到了我家，哭着对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父亲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我父亲与路遥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关系又一直很好，看着他哭得那个伤心的样子，我父亲心里也十分难受，可如何帮助他呢，当时我们家也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我父亲沉思了半天，终于还是走出去了，那年月要借点粮食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好在我父亲为人十分仗义，在我们那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跑了许多地方总算借了二斗黑豆，有了粮路遥就可以上学了，他好高兴啊。谁知当天下午他又返回了村，哭着对我父亲说：“学校已经不收我了！”我父亲忙问：“为什么？”他说：“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礼拜不报到，就除名，我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我父亲曾在县上工作过几年，与中学校长杜永福很熟，他不假思索拔腿就走。他到延川中学，将路遥的情况对杜永福做了介绍，并希望他能给予特殊照顾。杜永福十分爱惜人才，他接受了我父亲的建议，当即召开校委会进行研究，破例将路遥收进学校。

就这样，少年路遥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尤其是得到义父这样有能耐的人物的帮助，得以挣脱农门的枷锁，实现了上学梦，完成了走向人生起点的第一步，这对路遥来讲，具有重大意义。从这时起，路遥开始勇敢地走自己的奋斗之路，进而领悟到世间唯有情义无价，并从此懂得了感恩报恩。

中学时期，路遥每个月只能吃到十几斤粗粮，来自饥饿的压迫和强烈的自卑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经常陷入孤独与忧郁中，也激发了他超越对手的倔强渴望，以此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一时期，路遥沉浸在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当中，他经常埋头在延川县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动力，因此路遥在文学上的天分得到初步的展示，他的作文经常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整个初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经历，面对贫穷、饥饿、歧视，路遥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抗争与奋起。路遥不仅在精神上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还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一名好学上进的学生，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见识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

1968年冬天，路遥作为返乡知青回到老家。1969年1月，路遥被编入刘家圪崂大队农田基建队，从事繁重的打坝劳动。返乡务农期间，路遥不向命运低头，每天劳动之余，他顽强地自学日语。就在这艰难的时候，义父刘俊宽向路遥伸出援手，推荐他进入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这年夏天，路遥积极活动争取入党，他又一次去找义父，刘凤梅回忆这件事说：

1969年夏天，路遥想要入党，他来找我父亲，还抱着一个大西瓜，说是送给我父亲的，我父亲答应做他的入党推荐人。

1969年11月9日，路遥经义父刘俊宽推荐，在延川县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对路遥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对他政治上的肯定，给他提供了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的机会。因此，路遥永远没有忘记义父在苦难岁月里对自己的宝贵帮助，他在成名之后对义父做出了回报，刘凤梅回忆往事写道：

1990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

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如此地看重情义。

不仅如此，路遥在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以刘俊宽为原型，塑造出乡村政治家田福堂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对义父这样厚道、能干的陕北农村干部的理解和尊敬，这既是路遥对陕北父老的感恩，也是文学对路遥人生的升华。

（二）吕文彬

吕文彬（1931—）：路遥的忘年交，陕北延川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百货公司主任。

1966年6月，路遥初中毕业。10月，延川中学十名学生（七男三女）组成“红卫兵长征队”，徒步去北京串联，路遥是其中之一。冬天，路遥从北京串联后返回延川县，成为延川中学1966级初中乙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领导者，后来该组织发展成“红四野”，是延川县两大群众组织之一，路遥成为军事领袖“王军长”。

平心而论，路遥参加这场运动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就是希望通过革命的途径改变自己卑微的农家子弟命运，能够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政治的方向标从来都是高深莫测。事实证明，路遥的才华和热情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反而使他背上了洗脱不掉的“造反闯将”的名声。这是路遥成长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裂变，是路遥一生中不得不多次痛苦正视并艰难反思的心灵拷问。

1968年，以路遥为首的“红四野”准备强行绑架吕文彬加入战斗，但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复原军官、炮兵英雄具有清醒的智慧和良知，他拒绝参加这场内战，对此，吕文彬的外孙、作家厚夫（本名梁向阳）在《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讲道：

“武斗”开始后，“红四野”抢来一门迫击炮，准备强行绑架他当炮兵。他连夜从县城逃出，在家乡的山水窟窿里整整待了一个月，才逃过此劫。

然而，政治形势骤变，随着武斗结束，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路遥挂名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被迫返乡，1969年路遥被选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梁向阳在《路遥传》中讲述这段往事写道：

有意思的是，县百货公司主任就是王卫国（路遥）在“武斗”时千方百计想拉“出山”的炮兵专家吕文彬。当时，由于县百货公司的住宿条件差，王卫国住到吕文彬宿办合一的窑洞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老兵吕文彬，算是王卫国“一道川”里的老乡。人到中年的吕文彬，毕竟是从“大地方”回来的干部，但他并不反感那些年轻的“造反派”，包括眼下这位曾准备以“绑架”方式强迫自己卷入“武斗”的“红四野”“王军长”。他始终以宽厚之心待人，始终觉得年轻人血气方刚，容易激动，也可以原谅。而住进吕文彬宿舍的王卫国，在吕文彬身上感受到了军人的刚正、长者的宽厚，领略到吕文彬正派为人、处事宽厚的人格魅力。就这样，王卫国与吕文彬，这两位年龄差距大、身份不同的人却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有了更深的交往。笔者年轻时因喜欢文学而追随路遥，每次见到路遥时，他总要认真地说：“厚夫，我和你外公是忘年之交！”

就这样，处在困境中的年轻的路遥遇到了热忱宽厚的长辈，吕文彬不计前嫌，在生活上给予路遥热情帮助，他不仅替路遥解决食宿问题，当时路遥与北京女知青林虹热恋，他还为路遥保管情书信件，由此可见路遥对吕文彬的信任，吕文彬成为路遥患难中可以依靠的忘年交。

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路遥已是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时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梁向阳登门求助，他在《路遥传》中讲述了这段往事：

大约是1990年6月左右，笔者的短篇小说《窑变》在《延河》上刊出了，也有了一些文学创作的信心。路遥朋友、作家刘劲挺的爱人在学院办公室任副主任，她是北京知青，为人很是热心。她对笔者说，你想不想留校，若想留校，让路遥给宋靖宗院长写封推荐信，我们再给你协调。刘劲挺是笔者的“忘年交”，留校工作自然是笔者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样笔者就跑到省作协去找路遥，说想留校工作，想请他写封推荐信。他说，我的信能起作用？我说，你是名作家，又是宋老师的学生，肯定能！路遥说，让我再想想，不行的话，我给你找省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去，我跟他很熟！返校以后，过了十多天，刘劲挺爱人把笔者找到办公室，兴奋地说：“路遥给宋院长写信了，宋院长把这封信放在我这里，你也看看！”说着，她取出信件，给笔者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大意是他与笔者的外公是“忘年之交”，小伙子很上进，也有些“文学潜质”，希望能考察云云……

很多年后，笔者一直在想就是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命运。

路遥就是这样，当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温暖之后，总是以同样的温暖回报朋友，正如路遥的好友王双全对他的评价：“路遥帮朋友，都是当自己的事去做。”

（三）曹谷溪

曹谷溪（1941—）：路遥的好友，陕北清涧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

1968年秋天，路遙与谷溪这对陕北未来的文学大家初次相识，这时的路遥，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而谷溪已是全县闻名的文学翘楚，对他们俩富有传奇色彩的结交，路遥后来在给谷溪诗集《我的陕北》作序中写道：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做不完的噩梦。

此后，路遥跟随谷溪学习诗歌写作，谷溪指导路遥：要为广大的工农兵歌唱，这奠定了路遥早期的文学思想;谷溪帮助路遥修改诗作，发表在谷溪主编的延川县文艺小报《山花》上;谷溪家里丰富的文学名著藏书室成了路遥时常光顾、流连忘返的精神园地;谷溪的窑洞里聚集了一批才华初露、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既有北京知青，也有返乡知青，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谈论国事。最终，以谷溪为首，形成了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民为代表的延川“山花”五大诗人，他们联合延川县民间作者、基层干部，1972年由谷溪主编推出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后更名为《延安山花》），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山花”诗人的41首诗作，其中包括路遥的诗作6首，诗集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海内外发行量达到28.8万册。因此，路遥曾这样评价《延安山花》：

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

谷溪非常赏识路遥的才气和魄力，1970年他想方设法将农民身份的路遥调入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接受一年培训;1971年他将路遥调进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1972年他帮助路遥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路遥得以脱产创作，每月还能领取工资18元。于是，在这三年期间，路遥创作了许多诗歌，有他自己创作的，也有他和谷溪两人合作的，其中的代表作都收录进谷溪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和谷溪主编的文艺小报《山花》，由于谷溪的提携帮助，路遥能够进入延川县城从事创作，他在文学创作上起步时得到了谷溪的悉心指点，并通过谷溪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思想新锐的北京知青，从而顺利地步入了文学的征程。

在生活上，谷溪也给予路遥很大的关照。当时路遥虽已调进延川县城，但却没有稳定的职业，他曾经从事过各种劳力工作，甚至干过搬砖、挖河的受苦活，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路遥经常去谷溪家里，成为谷溪家的常客，和谷溪一家人同吃同住，所以路遥在延川期间，谷溪家几乎成为路遥的第二个家，谷溪对此并不计较，他乐意为路遥这位贫穷而有作为的小伙子提供切实的帮助。

事实证明，谷溪堪称是路遥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伯乐，他在物质贫穷然而精神富有的年代，通过自己创建的《山花》这块真挚自由的文学园地，向路遥这样心怀梦想、抱负远大的文学新秀张开了博大温暖的怀抱，使路遥能够初结诗神缪斯，并且感受到文学的伟大魅力，因此，路遥后来曾深情地感激和怀念“山花”时代，他在《十年——写给〈山花〉》中写道：

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淳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

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山花”时代是路遥辉煌的文学里程的起点，谷溪和他所代表的一代诗人将永远镌刻在陕北高原的文学丰碑上。2020年《山花》创刊48周年之际，笔者在延安采访《山花》创始人谷溪，谈到20世纪70年代他对发现、培养路遥做出的贡献，谷溪回顾了那段他和路遥共同奋斗的文学里程，并说：

路遥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他的天分、刻苦和毅力，当然，我在他的成长阶段，也帮助过他，但是，我帮助过的作家很多，路遥是走得最远、最成功的一位。老话说得好：最伟大的母鸡，也孵不出石头鸡蛋，路遥的成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我和路遥交往二十四年，路遥傲视全世界，当然路遥不是完美的。路遥也做过错事，但是，年轻人谁没有犯过错误？从本质上说，路遥还是一条好汉！

（四）申昜

申昜（1926—2011）：路遥的恩人，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县委书记。

1968年3月17日，路遥所在的“红四野”与敌对派“司令部”两派约200名人员爆发了激烈武斗，“司令部”总指挥白振基死于混战中，路遥卷入这场武斗。1969年，延川县清队运动全面展开，对武斗期间的参与人员进行彻查。当时，主政延川县的领导就是申昜，这位刚直不阿、古道热肠的县委书记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深切了解群众武斗的危害，因此，本着“实事求是、党性至上”的原则，对武斗期间发生的案件进行了公正的审理。

1970年2月，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复查武斗一案，该案由申昜主审。申昜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红四野”与“司令部”两派人员的举证，果断而又坚定地做出了判定：查无实证，此案了结，从而免除了路遥的一场冤狱之灾！对此，曹谷溪在回忆文章《在苦难的烈炎中涅槃——关于路遥和申昜的回忆》中写道：

应该说，那时候的申昜并不知道那个“王卫国”，会成为以后的“路遥”，更想不到他会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

申昜的秉公审理，也得到了路遥的敌对派“司令部”人员的承认。2021年，笔者电话采访了延川县“司令部”办公室人员、永坪镇水泥厂退休厂长高凤岐，他回顾了当年的事件，并肯定了路遥的无罪和申昜的公正，他说：

申昜书记本著实事求是的原则判案，他超越了派性，所以他的判罚是公道的，当时我们司令部的人无话可说，所以还原历史真相是重要的。然而，路遥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却被清除出政治队伍，正如他的朋友樊高林所说：

路遥如果从政，也会是个好官，但是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做过造反头头，所以从政这条路，对他来说是断绝了，他才开始走文学这条路。

对此，对路遥有着深切了解的曹谷溪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写道：

路遥在“仕途”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于是，路遥在遭受政治无望、初恋失败的重大打击后，开始了人生道路上新的里程。就在这时，他有幸加入延川县“山花”诗人群体，开启了文学人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路遥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素养、艺术功力、知识积累诸多方面的严重不足，他渴望着能够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接受全面深造。

1973年，全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招生，路遥怀抱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当年7月延川县的“文化考查”考试，并被延川县委推荐到陕西师范大学。但是，学校在政审中发现路遥是“文革”中的造反闯将，坚决不予录取。遭此打击的路遥接受朋友劝告，改报延安大学，但延安大学对路遥的政治履历也产生了相似的顾虑。

得知这一情况，申昜立即开始四处奔走，为路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他先后三次去延安大学，先是找到自己的堂弟、延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申沛昌，又找到自己的老师、延安大学校长王云风和自己的朋友、延安地委宣传部长冯文德，向他们不厌其烦地介绍路遥的情况，包括路遥的才华、毅力和创作成绩，正如曹谷溪追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

申昜同志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做过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肯定和好评……申昜代表县委保送路遥，终于实现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辈。他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昜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1973年8月20日，路遥在延川县委书记申昜的全力推荐下，终于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这样，歷经重重磨难，路遥终于实现了命运的重大转折，考进延安大学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而对路遥的成长奋斗做出莫大贡献的申昜书记，后来谈到他对路遥的帮助时谦逊地说：

我保护过路遥也帮助支持过他上大学，那是路遥人生中关键的两步，但那只是我的责任，我是县委书记，代表党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关照每个进步青年。我和路遥非亲非故，但是我觉得我是代表党的，在我工作范围之内所有的青年都应该关心，我关心过的也不只是路遥一个，大多都成名成家了。年轻人追求进步，我们应该帮助他为他创造条件。

就这样，本着一颗赤诚正大的心，申昜在延川县委书记任上，扶助、栽培、保护、成全过多少优秀的北京和陕北的知识青年，举国闻名的作家路遥，只是他一生中做出的众多善举之一。如今，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已经走向全国和全世界，而当他们人到暮年，回首自己的青春激情岁月和伟大沧桑的陕北高原时，都应当铭记申昜书记当年对他们做出的无私帮助，正像这位令人尊敬的陕北长者满含着深情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都是陕北的孩子。”

（五）申沛昌

申沛昌（1938—）：路遥的恩师，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1973年，在路遥的生命里程中，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年份，就在这年夏天，他走进了陕北最高学府——延安大学。为此，他将终生感激为他入学奔波操劳的尊敬的恩师——申沛昌，路遥的朋友樊高林对此评价说：

路遥能够进入延安大学，申老师是出了大力的，因为路遥当过造反头头，无论上学、参军、招工都受限制。好在申老师识才，他认为路遥是个苗子，所以把路遥招进来了。可以说，路遥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申老师的栽培。

路遥的好友高其国与路遥同窗、同室三年，情同手足，他亲眼见证了路遥在延安大学三年的求学、奋斗经历，在接受采访时说：

上了大学以后，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对自己的目标定位比较准确，其他路走不通，就只有文学这条路，就要当作家，当大作家。

路遥考入延安大学，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路遥生长在陕北高原，深受陕北民间文化的影响，中小学接受的是红色教育，所以他早期的知识面和思想视野是比较狭窄的。到了70年代，路遥与北京知青们展开广泛的交往，同时和“山花”作家们密切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成长，开阔了他的视野。尤其是进入延安大学后，他广泛博览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包括他最爱的俄罗斯文学）经典名著，开始接受世界先进的精英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他的思想水平和创作理念从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他日后成长为真正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路遥登上延安大学的台阶，使他有机会进入西安的《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在西安实习一年期间，路遥有了跟陕西省文学老前辈面对面请教、交流的机会，其中包括路遥终生崇敬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柳青先生，路遥从他那里领悟到了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应该拥有的情怀和境界。

路遥置身在延安大学这座无拘无束、团结友爱的温暖摇篮中，他的文学才情得到了蓬勃发展，他以源源不断发表的作品，赢得了全校老师、同学们的赞誉，他和陈泽顺、樊高林并称为中文系“三剑客”。同时，路遥非同凡响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露，第二年他当选为中文系1973级班长。在那个火红的理想年代，路遥作为班长，曾多次邀请陕西省内知名作家来延安大学演讲，尤其是1975年，中文系的学友们在路遥带动下，掀起了读名著、写诗歌的高潮，路遥还曾大胆设想，要带全班同学去北京大兴县采访著名作家浩然，去西安长安县采访柳青。

1976年9月，路遥结束大学生活，告别陕北，进入西安工作。三年来，他潜心攻读文学名著，投入文学创作，并且走出校门，结交文化界的名流，为他日后成长为真正的作家奠定了学识、阅历、人脉基础。当然，路遥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精神游侠式的人物，这在大学时期就有所表现，例如他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时常缺课、逃课，或上课时睡觉打鼾;再有他从不乐意做讲义，有时甚至当作手纸用;还有他的作息习惯昼夜颠倒，生活散漫成性，邋遢不修边幅。路遥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庆幸的是他遇见了识才爱才的伯乐申沛昌，以因材施教的宽大胸怀包容和接纳了路遥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2020年，笔者在延安采访高其国，他谈到这一问题，认为：

申老师是很开明的，他的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在他看来，做大事的人，都不拘小节，所以他对路遥很宽容。

路遥终生铭记恩师申沛昌在自己成才道路上做出的重大贡献，1983年，当他已是全国著名作家时，给自己的恩师写下一封发自肺腑、饱含激情的问候信：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他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最近有机会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1983.11.30

身为老师的申沛昌也永远记着自己非凡的学生路遥，2007年，路遥去世十五周年之际，申沛昌怀着对路遥的无尽思念写下回忆文章《十五年后忆路遥》，首度公开自己珍藏的路遥亲笔信件，并且写道：

他用文学大家的手笔，用最简洁凝练的文字，把我们之间互为知己、互相关注的深情厚谊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时隔二十多年，至今每读此信，总令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确实，申沛昌是路遥成才道路上的伯乐、导师和保护人，他总是在路遥面临人生的最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路遥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温暖。1992年8月，路遥抱病来到延安找申沛昌，就是为了解决自己即将出版的《路遥文集》的经费问题。申沛昌当时正在出访日本，闻讯半月后赶回延安大学，随即以校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会议，提出由延安大学负担五万元出书经费，替路遥解决出书难题。尽管当时延安大学的经济条件也很困难，但是到会的老师们还是一致同意。后来，申沛昌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时，动情地写道：

我趁去西安开会之便，急匆匆去西京医院看望路遥。那时的路遥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当我告诉他五万元出书经费已经解决时，他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他那干枯的大手，费力地紧握我的手，连说“谢谢”。看到他的病容和虚弱的身体，我像触电一样，浑身发软，热泪盈眶。一个多么自信坚强、志存高远的陕北硬汉，竟然病成这样！我只说了“应该，应该”，就无法再说下去了。特别是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工作，想着还要干一番事业，正像别林斯基所说，路遥是“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

1992年路遥去世以后，1993年1月，申沛昌代表延安大学出资五万元赞助的《路遥文集》出版问世;同年秋天，申沛昌再度代表延安大学资助三万元给纪录片《路遥》剧组，使劇组能够开机拍摄，这部由作家航宇、导演何志铭合作的三集电视片，是国内影视界最早摄制的以路遥生平为题材的作品，该片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路遥生前影像资料，1994年拍摄完成。

1995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申沛昌的全力支持和操办下，路遥骨灰终于从西安三兆公墓迁回陕北，安葬在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就这样，拼搏一生的路遥最终魂归陕北大地，静卧在母校无比温暖的怀抱里，成为延安大学校园内永久耸立的精神丰碑。在这项繁重庞杂的路遥迁葬工作中，路遥的朋友曹谷溪、冯文德、张史杰、霍世仁、赵兴国等也都各尽其力。

岁月荏苒，路遥逝世已近三十年，申沛昌作为路遥生前的恩师和身后的路遥研究会会长，一直在竭尽生命的激情守候着路遥，传播着路遥精神，他作为延安大学卓越的校长，路遥作为延安大学杰出的学生，他们间的师生情谊，已经广为传扬，并注定将成为延安大学的光辉校史和精神传奇。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申沛昌，这位陕北教育大家回顾了往事，并郑重评价路遥的精神：

路遥是中国奋斗者的偶像，路遥成功了，但是他为此付出的是生命，有人问我：路遥为什么会成功？我认为，除了天分和机遇以外，路遥自己的奋斗才是最主要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路遥也有缺点，但是路遥的奋斗精神是最值得人尊敬的，能够把路遥的奋斗精神传扬给当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就是对路遥精神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