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兴水

先生与世长辞后，我恍然陷入一种虚空感，心理上的虚空。这种虚空感，是在先生离去之后，我才深深地感觉到的。先生健在时，我总是感觉我是有去处的。不管境况如何，我的内心是笃定、踏实的。总是可以随时去先生家里，安坐在那里倾听，受先生的教诲。先生走了，我心彷徨，空落落的，回到复旦，会突然感到自己竟像一只“孤魂野鬼”，无处依傍，没法安息。好在先生的精神，由陈门弟子们传承下来。每次陈门的活动，我都希望把我的研究生一起带过来，让他们感受，并且受到师门的濡染和熏陶。

记得陈思和老师曾经说到，贾先生给他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里面提到的大多是与贾先生有过交往的师友，所以陈老师接受的文学史是一部鲜活的教科书，而不像其他人学到的是现成的书本上的（死）知识和定型的（堆砌）材料。不仅贾先生给陈老师传授鲜活的文学史，而且贾先生本人就是一部鲜活的生命史。此次因为接触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植芳全集》，使我得以摩挲先生的一部部作品，品味一个个文字，从中继续领会与理解鲜活的先生，捕捉和感受与时代、与现实同频、共情的先生。我十分感佩，先生从来都没有远离过现实。他不是那种困守书斋的学者，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作者，而是一个可以亲近和走近的大家，是一位始终充满现实关怀、富有人民性的知识分子。

关于先生，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博杂如斯》，讲述自己眼里和所耳闻的先生点滴，先生博大、杂多，很丰富。这篇写于先生生前。先生离世之后，我又写了一篇《贾植芳先生的静默与凝思》，这篇与大家习常谈论的先生略有不同。大家谈论很多先生的渊博、深厚，聚焦先生的风趣、健谈，当然也有师友偶或谈论先生的政治思考。我则从先生的安静、沉寂处入笔，试图勾勒热闹之后的先生，幽默快乐背面的先生。

借助此次先生全集的出版，我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先生。我想仅从戏剧方面来理解贾先生。我这里主要引用《贾植芳全集》第一卷、第三卷和第八卷，这里面牵涉先生的戏剧作品、接受的戏剧访谈和有关戏剧的翻译著作。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总体上并非热门，但仅这一领域，先生也集个人创作、理论思考和译作于一身，如此全面，又如此丰富，堪称现代文学大家。

首先是创作卷里，小说之外收录先生写的剧作《家》和《当心，匪特造谣！》。前者主线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还对日本人存有幻想，与另外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的历世相互映衬、对比，通过富有家庭的不幸与流亡者家庭破碎的现实遭遇，警示人们放下幻想，认清日本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尽快投入反击日本鬼子的具体行动中，投入抗争中。先生那么敏锐地捕捉住了时代的性质，并且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对日本侵略者不必怀有仁慈之心，显出直面现实处境的果敢与敏锐，这是勇气，也是智慧。该作写于1938 年，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先生当时还是一个22 岁的毛头小伙子，却能够以速写般的戏剧画面来展示当时的时代，从蛛丝马迹的境遇中升华到艺术创作之中，那么早就可以把抗日的事情搬进戏剧作品里面，显示出作者非常成熟、富有远见的认识。先生的这一作品于今读来仍不亚于惊雷般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家》这部剧作也反映了先生的创作贴近现实，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光彩。而且，从中可以窥探出，先生对现实的关切、对时代的热情，以及对民众的关爱，是贯彻于他整个生命旅程、创作实绩及学术研究之中的。后者专门注明是活报剧，虽带有配合时事宣传的时代色彩，但从中也凸显了先生一贯的敏锐和贴近现实的价值意义。

其次是第三卷访谈录里，收录先生的一篇不一定能引起大家关注的戏剧谈话，列入第三卷的最末篇，题名《我喜欢反映时代和历史的戏曲》。这篇访谈写作时（2002 年11 月），我正在上海文联戏剧杂志社当编辑，以丁西笔名，设计请著名人文学者谈戏剧，所以栏目名叫“名人谈戏”，第一讲我就请先生来谈，在先生家里与他聊，没有给先生任何限制，由着先生的兴致和趣味敞开式漫谈戏剧。话题相对散漫，有先生对戏剧的好恶，如可观照到先生喜欢有烟火气的戏剧，不喜欢太精致的，就如同先生喜欢有力量、有个性的事物和人那样。有先生关于戏剧的憾事和忆念，先生说曾经遗失过几部书稿，其中有两个外国戏剧作品译稿（《全集》第一卷中《遗失的原稿》里专门谈及此事，连同译传《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一并失去的两部剧作，其一是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剧本《卡列尼那·伊凡诺维娜》，其二是匈牙利剧作家E·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还有，先生的家乡山西蒲剧团到上海来演出一个现代蒲剧《土炕上的女人》，据说先生从报纸上看到家乡来人演戏，热情高涨，他没买到票，剧组闻讯后专门特邀先生到福州路逸夫舞台去观看家乡人演家乡戏，演出结束后先生还上台跟剧目主演及主创人员合影留念。这篇访谈牵涉到，先生对戏剧的思考与认识，从创作到理论，从戏缘到乡情，从日常现实到历史记忆，拉拉杂杂，林林总总，借这个访谈，把先生跟戏剧的关联，把先生的一些与戏剧有关的点滴话题在里面表达，整理出一些脉络、头绪来。联想到上文先生创作的话剧，以及下文先生翻译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等著作，先生对戏剧早已在理论与创作上积累厚实，颇有发言权。由这些断章、碎片式的交谈，也足可映照出博杂、丰富的先生的“大”。

第三，第八卷里收录的先生的译著《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及《契诃夫手记》等，这是我第一次比较集中阅读先生的译著，而且着重关注先生有关戏剧的翻译。虽然这是先生20 世纪50 年代就教复旦大学为配合当时政治形势讲授苏俄文学专业课程的教学需要而译介的，但也是先生自青年时代就醉心于俄国文学的情感延续。从先生的话剧创作及相关的戏剧谈吐上，很难说就是直接受到俄苏作家的影响，但苦难深重的战斗民族，尤其是俄苏知识分子的风骨，对先生有些濡染应不为过。作为胡风的友人，作为鲁迅精神血脉的同路人和传承者，作为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先生不可能不对俄苏文学有所汲取，如先生从俄苏作家中学到想要成为作家必须有爱憎。又如，先生受俄苏作家更多影响的不是忧郁深愁，而是契诃夫般的“庄严的人格力量和乐观主义”。于是，我们从先生的戏剧创作以及著述乃至生命中感受到“他的片言只语中所闪烁的、根植于崇高的道德心灵散发出来的作家的智慧的光芒，以及那深刻的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力量”。

顺便提一下，不仅以上的戏剧译著、戏剧杂谈，先生的戏剧理论、戏剧研究还零散地流露在他的一些随笔、杂谈等阐述里，如第一卷《〈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言》等。

先生離去后，很久，我时常感到不适。偶尔会想，先生一定不希望这样。我必须适应先生不在了的现实。我又时常觉得先生并没有走远，他一直都在。先生既是火炬又像太阳。先生如火炬，照我前行;先生像太阳，温暖我的世界。一想到走在高悬着先生的天空底下，心里顿时暖洋洋的。感受到先生施予的热情，我不敢松懈。火炬与太阳的意象，构成先生拥抱现实、暖人襟怀，而且博大丰富、开敞豁达的人生世界的真实写照。

有先生陪伴的路上，我不会寂寞。

先生走了，先生又没有走远。

以上，不足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之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