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从北到南

有时候，梦境确实会变为真事，我就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经历。总觉得人生的一些重要拐点，并非来自个人努力，却被选中了似的成为宠儿。我来到福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不妨讲讲梦吧，我的青春曾被三毛蛊惑，追随过她那句歌词——“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后来对三毛没兴趣了，但是，梦境至今如同在眼前——那时我心满意足地在《鸭绿江》月刊社工作，接触到成人文学期刊才九个月，兴奋的劲儿还没过去呢。一次白天午睡，梦见自己在棕榈树下的白房子里醒来……睁开眼睛，我对这个白日梦感到蹊跷，原因是从没有任何到南方的想法，怎么会梦中身处南国树下呢？似乎比黄粱一梦还荒谬。此后不到两个月，家里先生忽然说要奔赴福州大学，以人才引进政策入职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我作为家属，校方可以安排我到福大图书馆上班。跟随丈夫在情理之中。然而，放弃已有的文学期刊编辑岗位，心里实在舍不得。大学时期，我就在母校辽宁大学的校刊《大学时代》参与编辑工作，尽管只是身为大学生的一点儿幼稚的虚荣心作怪，但把“编辑”身份看得荣耀，应该是始于这件事吧。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学校任教，但哪里肯安分守己啊——叛逆之下，硬生生出走校园，进入报社。当上记者，我依然无法快乐起来，直到被安排编辑副刊，才稍许有点儿安慰。然后，我莫名其妙写起了儿童文学作品，又顺理成章地调到辽宁作协主办的少儿期刊编辑岗位上，一做五年。之后，命运之手把我烙饼一样翻个面儿，我的办公室从省作协五楼转到四楼，当起了《鸭绿江》文学期刊的散文编辑。写到这里，我得感激一下时任辽宁省作协主席的刘兆林先生，这个进入成人文学月刊“咸鱼翻身”的身份完成，归功于他的理解。在我写作之心低迷的时刻，刘兆林主席曾送我一支钢笔鼓励我。在得知我先生调入福州大学任教后，刘主席主动问我是否需要也调动到南方，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也没有具体说别的。问我之后仅仅一周，刘兆林主席在省作协大楼走廊里见到我，就跟我说，和福建省作协主席陈章武先生通电话了，他向对方推荐我到《福建文学》杂志社工作。所以，2001年春天，在我先生到福州大学工作三个月后，我连福州长什么样子都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独自背着双肩包登机，从沈阳直飞福州。6月初，我走进《福建文学》编辑部报到。

凤凰池之暖

步行穿过福州大学老校区，十几分钟就到凤凰池省文联大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三棵大树，树冠巍峨壮丽，树荫可以遮盖大半个院落。抬头看，深绿色和嫩绿色的新旧小叶子交织在一起，在春天的阳光中光影斑驳。

编辑部在四楼，一步步走上去，满脸亲和笑容的编辑部同事们，给了我这个东北来的小女子一份温暖的目光拥抱。浑身上下书卷气十足的主编黄文山，像个兄长一样引领我到办公桌前：桌面干净整洁，稿件筐里作者来稿码放整齐，订书器、剪刀、胶水瓶、钢笔、墨水瓶、书钉等办公用品一尘不染，好像等着我立即进入工作状态。这是前任散文编辑郭碧良老师不久前退休留下的，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接替郭老师，担任散文编辑。过了些日子我见到郭碧良老师，才知道写小说、散文都大有气象的郭老师，是个做事果断干练的女作家。和郭老师一见如故，她聊了不少编辑部的故事，比如如雷贯耳的作家北村如何少年天才，在编辑部编辑稿件时，可以一边和她说话一边用手里的钢笔写小说。谈笑之间，我也领略了郭碧良老师的洒脱不羁，之后和她变成了好友，常有电话往来，互访家中，一直到她离开福州到广州照顾她女儿的孩子。我们交流了不少文学之事，包括她告诉我一些编辑散文的经验。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吕纯晖，相识后我就喊她纯晖姐。当时编辑成员中只有我们两个是女性，很自然地便愿意玩在一起。她领我逛单位附近的街巷，赠我衣物，我回赠她北方带来的厚实的俄罗斯花披肩，两个人在西禅寺里谈过往的青春和爱情。纯晖姐体贴入微，作为同事，不仅我一个人受益。一天中午，我下班后还在编辑部没回家，她端着一盘炒好的花蛤送上四楼给我吃——怕我午餐糊弄一顿面包，她让我认真吃饭，品尝她的厨艺。我一边吃，她一边说给我炒花蛤的要领。我闲暇写童话，写好了，会给她看，她不仅喜欢看，而且只看了一篇就对我的童话写作非常肯定，并告诉其他的同事，鼓励我继续创作童话。我们进出文联大院经过那三棵大树时，纯晖姐告诉我一个比喻：这三棵大树就像省文联的三位文学大家——郭风、蔡其矫、何为。她带我登门拜访了年迈的郭风先生。一天上午我们在文联院子里碰上出门买菜的蔡其矫先生，纯晖姐直接喊住蔡老师，把我推介给蔡老师认识。文联办公楼后面就是文联家属楼，郭風先生和蔡其矫先生都住在家属楼，由于我那时也酷爱写诗，之后不久便上门频见蔡其矫先生。和蔡老师的交往有六七年之久，请蔡老师到过我家中，我的两个孩子非常喜欢蔡爷爷说话。而我聆听蔡老师谈诗，简直就是无比的享受。老人家激动的时候朗诵自己作品，给我看他的诗歌手稿。喝上咖啡，蔡老师还会讲些诗歌理论，分析中西方诗歌主题差异，例如说到了中国诗歌咏月之美好。蔡老师是一个不吝赐教的诗翁，热爱诗歌的劲头让我感动，在赠我的他翻译的长诗《太阳石》一书扉页上，他写道：“小山，生活在大地，诗至上。”

纯晖姐引领我认识著名的诗人舒婷。那时舒婷和纯晖姐友谊甚深，从厦门来福州时，她们相聚也带上过我，到舒婷在省文联的宿舍里小坐一会儿。这辈子懂得吃饭时先给别人盛一碗汤，是我看着舒婷这样做才学会的。我青春岁月时爱诗如命，《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会唱歌的鸢尾花》《致橡树》都是我激赏的诗篇。那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多么有力地击打我的心！怎么也想不到真人版作者一下子就坐在我对面幽默风趣地侃侃而谈。编辑散文栏目的岁月，我约名家稿件，舒婷不止一次支持我随笔稿件。

我来福州的最初五年，《福建文学》编辑部一直在凤凰池办公。给北方的师友们写信，这三个字的地址，曾引来好奇和喜欢。那年代编辑和作者之间依靠书信往来谈用稿意见，稿件采用或者退稿，都要有一番审读意见。主编黄文山老师、副主编施晓宇老师，对待稿件的严谨态度，以及他们和作者的交流作风，极好地影响了我。每天上班，从将一个个信封剪开，抽出稿件阅读，到选稿、编稿，细致地修改，以至于校对工作，他们的一丝不苟，令我敬佩。幸运的是，文山主编很像慈爱的家长，对初来乍到不熟悉南方作者队伍的我，他总是颇有耐心地帮助我解决一些难题。在编辑“散文专号”“福建散文家”等重头戏刊期时，从组稿到编排稿件，我得到很多他的指导。工作之外，文山主编也关心下属们的生活。我女儿从北方过来，需要选校上中学，文山主编帮忙找人脉关系，把我女儿推荐到一所好学校。编辑们孩子上学的事情，文山主编都会过问一下，需要帮助的，他就尽心尽力去做。无论在岗位工作上交流，还是日常闲暇聊天，文山主编和晓宇副主编都像家人一样亲切和善。每天上班，文山主编都是最早到编辑部的一个，等我们陆续到岗了，他从主编室出来，进入我们编辑办公室，或者稿件的事情，或者别的事情，先和我们沟通一下，才回到办公室伏案工作，风雨不误。编辑部同人一起出差，路上听文山主编讲文学讲文化，也是难得的“上课”——学养深厚的他，在散文写作和楹联创作上是大家，谈古论今，极具风采，我们都受益匪浅。他儒雅温敦的个人气质，让我受教时感到自己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一次文联举办登鼓山活动，我跟随在他身边，走走停停，他说不要坐下歇息，让我记住登山一定要保持慢走的姿态，不要急于攀登，而且累了也只站着休息一下——这样，体能才会均匀地坚持到山顶。我后来不论在哪里登山，都把文山主编这句话当作上好的提示。

凤凰池办公期间，才子华鹏在编辑部年龄最小。他大学毕业来福州工作，和我一样是异乡人。但他还没成家，帮他介绍对象成为编辑部热闹的话题之一。几次不成，华鹏已然沮丧的时候，那年回乡过春节，和自己的中学同学重逢，激起了火花。回福州上班的华鹏，面目焕然一新。在深圳工作的女友之后也来福州工作，于是，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头一回参加了同事婚礼。有趣的是，新娘拎着婚纱和新郎一起打出租车，来到文山主编为他们布置的婚宴现场，大家那份兴奋快乐，好像自家人举行婚礼，举杯欢庆和祝福的话语发自内心，是那么朴实又暖心。

在白马河畔

编辑部乔迁至乌山西路新址后，吸收了新的编辑力量，林芝、杨静南、林东涵进入编辑部。副主编施晓宇老师调出了本刊，去福州大学当教授。林如求老师从文学院调动到编辑部担任副主编。如果说晓宇副主编的工作风格是和我们编辑嬉笑怒骂打成一片，大哥哥一样随意又严格，那么换了林如求副主编，则是温文尔雅的善意商量了——哪篇稿件不对劲儿，哪个标题和语句有瑕疵了，他捧着稿件谦和地进到编辑办公室，找我们具体商谈修改工作，那份儿尊重与平等的样子，让我内心感慨。林如求副主编退休后，除了享受家人亲情之乐，他把精力多用于研究《红楼梦》上。

白马河就在文联新址附近。编辑部工作忙累了，我们编辑可以走出文联大院，散步到白马河的木栈道上。春夏时分紫色的翠芦莉盛开着，秋冬两季河岸上的水杉树叶子变黄，构树的花儿变成了红色果子，散步的我们惬意地走着，水边的阿狄丽娜一样。我约近处居住的作者、朋友散步，也和新来杂志社的年轻编辑陈美者一起散步过，她为我留下一张坐在白马河畔的照片，记录了美丽的一瞬。

我在白马河畔办公最难忘的岁月，是和诗歌编辑郭志杰共处一室所经历的那些细碎日子，其中的趣味与雅兴，今天也是我们的笑谈。郭兄酷爱哲学，对西方哲学著作手不释卷，以至于他写的文章，无论是诗歌评论还是绘画评论，都拥有一种哲学眼光和哲学术语。我们每天上班后，先争着打水、扫地，如果我抢到暖水瓶和拖布，会很安慰，因为时常都是郭兄来得早，不但打了水、拖了地，连我的办公桌和书柜也擦拭干净了。坐下来办公，可能一上午都悄然无声，郭兄的哲学阅读极其专注，一支铅笔拿在手里，不断地在书页上画道道，并且空白处写上自己的读书笔记，谁敢轻易扰乱他呢？后来郭兄整理出一本哲学随笔出版了，书名叫《认识的水滴》。我则大规模写作儿童文学作品了，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小说、童话均有涉猎，编稿工作结束后，我会下午也留在单位不回家，完成创作。两个安静的好写好读的编辑达成了和谐共鸣，有时完成一段文字，开心地递给对方看看，我激赏了一番郭兄的哲理文笔，郭兄给我的文章挑挑毛病，修改我的长句子和错别字。仁爱如山的郭兄，是我半生遇到的最佳编辑同行，他不动声色地热爱生命，看一棵红薯发芽长出绿叶都欣喜万分，对孩子对长者由衷露出关切之情，那是一种真挚的爱！有一回我下公交车不慎摔倒在地，站不起来了，打电话给他，他骑着电摩赶来，送我到医院检查是否骨折，然后送我回家，厚道得像我的娘家人。搬迁到白马河畔初期，文联大楼旁边是废墟一片，还没崛起新楼，常有昆虫鸟雀之声传入窗户，“吱吱吱”，“啾啾、啾啾”，我停下办公，感受自然之声，眼睛余光看到郭兄也侧耳倾听，神情为天籁动容。

林如求老师退休后，编辑部主任郭兄担任副主编，换了办公室到隔壁。我帮他整理书柜里的书刊，抱着送到他独自一人的办公室，虽然没有什么分别话语，但我内心翻腾着感激之情，郭兄能体会到的。他幽默地和我开玩笑，成了后来我们交往的习惯。即使他在文山主编退休离岗后担任了《福建文学》执行主编，我和郭兄也是很顽皮说笑的——那种亲如兄妹的默契，来自我们灵魂上的相互理解。后来郭兄调出编辑部，到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当主任，他还给我的童话书写评论，一如当年主动为我的诗歌写评论一样用心之至。

2007年春天，在省文联这个大家庭里，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文山主编考虑到我的写作擅长，把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名额安排给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宣部联合举办的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是许多作家都向往的学习机会，可我身为编辑，离岗学习四个月会给编辑部工作带来负担。然而，文山主编没有犹豫，就让我到北京当学生去了。由于他自己也身为作家吧，文山主编对编辑部有写作擅长的编辑，一向都网开一面，尽可能给我们的创作和学习给予方便与条件。我们发表了作品、出了书他高兴。有名家来福建采风、讲座之类活动，他也让我们积极参加，扩大我们的文学视野。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我的写作从诗歌、散文转为更为专注的童话创作，迅速提升童话写作能力，这与文山主编给我的机遇分不开。直到现在，我们见面了，他还关心我的创作情况。

郭兄调到理论研究室后，我向曾章团社长申请转岗担任诗歌编辑，得到了接替郭兄编辑诗歌的机会。这实现了我青年时爱诗的梦。后来蔡露社长主持编辑部工作，我继续负责诗歌栏目。

萤火与烛光

作为编辑，同作者往来通函或者见面交谈，那是常规。我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值得炫耀岗位职责的事情。日常面对作者来稿，从开始五年的剪开信封，手写信件回复审稿意见，到在白马河畔编辑部为每一位编辑配备电脑，用于邮件接收来稿、审稿，并给作者、读者回复意见，其间的转换，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过去捧着纸质稿阅读，一边喝着咖啡，或者饿了嚼着饼干，一边审视着纸上文字，甚至有种享受——读到了让眼睛一亮的文稿，恨不能叫出声表达一下欢喜。那一刻，甚至会把手里的稿件递给同室编辑一起欣赏美文佳作，快意一阵子。看电脑屏幕后，这样的乐趣没了不说，由于电子邮件便利发送缘故，常常是打开邮箱就头大，稿件拥堵到一个上午看下来，头痛眼花。差稿、烂稿、重复来稿，一件件让我难受，编辑活儿成为重担了，还难以得到作者们的理解。我很怀念剪刀糨糊的编稿时光，剪开信封，抽出稿件阅读，回信，一上午处理有数的几篇稿件，耐心和爱心的程度都大。我们逐渐和一些作者形成了友好的互吐衷肠关系。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县城乡镇作者，他们发表作品机会极少，接到编辑来信，会感激得记住好几年。本刊“初出茅庐”栏目和偶尔的“新人新星”或“校园文学”栏目，挖掘了不少新人作品，也算当编辑的一点儿所谓伯乐之欣慰。有的基层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成长起来，也会心存感激，和编辑结成了忘年交或兄弟姐妹情，乃是寻常事。福建文学创作队伍庞大，市县的各个角落都有寫作爱好者，在网络还不那么发达时代，他们的写作如同面对荒野和暗夜，也许编辑的一封回信或者一个电话，就点燃了他们的写作信心。我们编辑也只不过是萤火与烛光，给了一星半点儿光亮，却使他们的文学长路有了更美的盼望。

举个例子吧，屏南山区县城里有个作者叫陈守溢，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我收到他的散文稿件，他写出自己在残疾生活中的个人挣扎和对亲人的感恩，我被打动了，便给他回信，也采用了这篇稿件。陈守溢因此大为震动，写作的动力来了，一篇篇散文陆续写出。本刊举办笔会活动，我又邀请他参加，他来了，吃饭都不能自理，需要安排其他学员在饭桌上照顾他。受感动的他，邀请我为他编辑好的散文集写序，我本是不配写序文的人，重托之下答应了，为他的新书出版写了《一道门，一扇窗》。再举个例子，在政府部门搞行政工作的福清作者林肖，是个资深读书人，阅读经典无数，自己也写起了随笔散文，却总是放在抽屉里。我们几位文联作家被他邀请去福清采风，活动中我随意地向他约稿。见了稿件后，我有点吃惊：写得这么好，居然没有在《福建文学》刊发过！我当即编发了林肖两篇散文，之后，又把他作为散文重要作者加以关注。内秀有才华的林肖，崭露头角，很快成为福州散文创作的新锐力量，被市文联和当地文化部门重视起来。他出版散文集，我为他写了《一点点写，成文如成器》。大田两三位作者，是我和华鹏编辑到大田参加笔会活动时熟络起来的。年轻的颜全飚，稍长些的苏诗布，都有很好的散文写作底色，他们的作品接地气、有思想，如果不被《福建文学》关注到，是十分可惜的事情。我觉得编辑下基层，就是要发现这样的作者，多给他们一点出头机会，使他们对写作产生热情，也能带动一方乡土上的其他写作者走上文学道路。后来，颜全飚从无名作者成长为当地文联主席，苏诗布散文作品选入福建文学六十年选本和典藏作品集。在小说编辑华鹏的引导下，二位的小说创作也渐入佳境。我们编辑的点滴激励，给予作者们萤火与烛光，反之，作者们的爱，也给我们举起了灯盏，让我们行走路上，有了脚下的明亮和温度。多年的编辑作者往来频繁，不少也会成为好朋友，这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事。我作为编辑，在这方面是有所得的，想到此，我可以嘴角上弯微笑。

不舍的告别

飞鸟又从南向北。

我过上了迁徙生活，夏初北上，秋末南下，亚热带和寒温带两地居住。

2019年初，意外的事情发生了，92岁的老父亲患阿尔兹海默症，病情加重，北方亲人传来的消息让我陷入焦虑状态，随之，我已经患有糖尿病的身体也开始了不给力，经常早晨爬不起来，难以按时上班或者参加文学活动。前一年还没有考虑55岁退休，这年的3月份我果断地做出申请退休的决定，预备陪伴父亲最后的岁月。获得编审职称尚未满5年，戛然而止，需要赶忙离开岗位，这种难过只有我自己心中黯然自知。不忍心在网络微信上告知众多作者自己告别了编辑岗位，以致很多作者在我退休后依然把稿件塞进我的邮箱，或微信转过来，让我徒增了麻烦，也连累了接替我编辑岗位的同事，让她增加阅稿量——恬淡安静的林芝，成为诗歌编辑。我迅速办理好了退休手续，把办公室清理干净交还，学习我的前任编辑郭碧良老师，把桌面和办公柜子擦洗整洁。最后抚摩一下我坐了18年的南方藤椅，打捆积累的书刊，用货拉拉运回家。心底藏着泪水，在收拾抽屉时重读往日作者们寄来的贺年卡、明信片、书信时，几次潸然泪下，悄悄抹去。确实，我并没有厌倦我的编辑岗位，更没有觉得这份工作压力大得难以承受，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任何与编辑岗位相关的原因都没有，只是，我的老父亲懵懂地在等待漂泊南国十八年的女儿回家——到了他身边，他认不出我了，管我叫他妹妹的名字;但是，老父亲的笑容依旧是父爱的笑、父爱的欣慰，我给他洗脸、洗脚，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意识里明白是女儿回归的补偿之爱吧！尽心尽力照顾父亲5个月后，92岁的老父亲与世长辞。我觉得这个提前退休的决定做对了，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和编辑部同人们合影留念，是我在编辑生涯上的最后一幕。新上任的福建文学杂志社社长赖碧强先生，集合了大家——我们站在省文联大院的楼前，一字排开，定格了我的不舍与留恋。

但不舍也要告别了。在编辑工作中，除了当地作者们，还有省外的诸多作家朋友们，与自己的岗位紧密相连。退休后，尽管曾经相处愉快，我还是自觉地再也不联系他们了。我懂得一些关系只是工作关系，工作完成了，关系也就转换了，应该有一份祝福的心，而不再打扰。在《福建文学》当编辑18年，可以说，我幸运地交往了大江南北许多作家、诗人，不少成为至交。书信、电子邮件，接待来榕城做客，从京城、沿海到内地少数民族地区，与著名作家们互通电话，见了面，因约稿工作必不可少的寒暄、交流，也能把陌生變成熟悉的感情，这真是编辑工作的独特收获。他们的名字我就不一一说出了，他们都是中国作家中的雄鹰与大鱼，而我不过是小虾米，工作之外，说不说名字并不重要。微信和邮件上，从此我变成了一个深度沉默的人，只想悄然地继续学习他们的创作，阅读他们的作品，通过他们，更加懂得我所热爱的文学是灵魂高尚的事情。只有三五位作家诗人多年友谊小苗成了大树，我们至今还会通通电话，彼此问候。

我是个可以安之若素的女人，一旦结束，就会坦然面对。当下南北迁徙的退休生活，我过了两年了。送走了父亲，我还有90多岁的母亲健在，需要每年陪伴她身边一些日子，这成为我的幸福。我欣欣然以居住在书房和花园里为乐，人生又一个新旅程了。

无悔也无愧，我的半生职场工作，选择了当编辑。当编辑，让我的眼界和内心视野都大大扩大了，甚或也训练了我，使我的个性变得温婉一些。长年累月要和人交往、交流，我必须改变习惯独处的天性……而《福建文学》在我37岁到55岁的年华中，终于让成长后的我成熟，并且甘之如饴。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