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红啸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1 教育扶贫的概念

2020 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而脱贫攻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必扶智，而扶智不仅仅是扶贫困地区人口的知识与技术，更重要的是扶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民众着重提高脱贫致富的综合能力，不再轻易返贫，这也就是教育扶贫。同时，近些年许多学者都对教育扶贫的含义进行了解释。

孟照海（2016）[1]认为教育扶贫是指通过渐进的办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和不断加大其教育水平的扶植力度，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达到脱贫奔康的目标。

范小梅（2019）[2]认为教育扶贫是以贫困者和贫困现象为对象、以发展中的教育为手段、以提高贫困者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为目标、以贫困者脱贫为旨归的动态过程。

袁利平（2020）[3]却认为教育扶贫一方面是国家通过政策支持使得各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以此提高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缩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差距，实现贫困地区教育脱贫；另一方面是鼓励和扶助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知识水平与创造能力，激发其内动力，从根源上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通过上述学者对教育扶贫的定义，不难看出随着我国脱贫攻坚进程的推进，教育扶贫在不同时期所代表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教育扶贫的含义由“扶教育之贫”转变为“依靠教育来扶贫”，这也是我国教育扶贫之路的经验总结。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地区基本没有学上，因而毛泽东当时便以“普及工农教育”为目标，采取国家与民众办学并驾齐驱的措施，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基础上，开始追求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力求贫困地区子女不仅“有学上”，更能“上好学”。当下，开始追求教育均等化[4]。

但在我国教育扶贫初期，为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更多采用“输血式”扶贫，后期到精准扶贫时代，更多要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因而教育扶贫的目标也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也就是从“扶教育之贫”转变为“依靠教育来扶贫”。

2 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

2.1 扶贫对象识别模糊

首先，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数据库的数据不精准。这个贫困数据库建立时间较早，在那个信息不畅通的时代，很多应该进入数据库系统的没有进入，反而一些“有关系”的非贫困人口进入了。又或者有些村或者县里的干部为了让有在读学生的家庭享受国家的资助，不进行认真调查便让这些家庭进入了数据库系统[5]。

其次，扶贫的“区域推进”政策导致扶贫对象不准确。因为在整个区域集中推进时，该区域中肯定会有非贫困人口，而没有覆盖到“区域推进”政策的地区中也存在贫困人口，如果整体集中推进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再次，“关系扶贫”在真正的扶贫过程中层出不穷。这种“托关系”的现象在我国已经屡见不鲜，不仅仅存在于扶贫中。

2.2 乡村师资力量严重匮乏

在教育扶贫中，教师这一因素至关重要，能够直接推动教育扶贫的进程。但由于关于乡村教师这方面的各类激励机制与配套措施不健全，许多年轻且专业的教师并不考虑去乡村从教，这也就导致了现在乡村的教师年龄高、思想落后。而且乡村新媒体或各类智能设备较少，跟不上信息化教学的步伐，只能选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乡村学生不如城市学生。有的乡村即使通过优惠政策招聘到年轻教师，但由于该乡村的社会状况、经济水平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一些年轻教师在任职几个月就辞职转向大城市，导致乡村“留不住”教师。不仅如此，有些年纪较大的教师思维较为局限与僵硬，创新性不够，不敢开拓，使部分地区的教育扶贫停留于表面。

2.3 资助内容与贫困对象需求相脱节

首先，我国教育扶贫由于现实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仅限于给贫困对象赠送钱财和教育物品，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缺乏真正的实用教学。并且有些人在捐赠时，没考虑到贫困对象的需求，比如很多人给中小学校捐赠大学书本或读物，或者重复捐献基础教材，这些书籍资源对于贫困学生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间接导致了资源浪费。

其次，资助具有随意性。许多爱心人士或者扶贫机构只在“扶贫日”等特定的日子进行资助，没有实现长期固定的帮扶，贫困对象得不到长期稳定的帮扶，迫切需求物品时只能选择等待特定日期，导致教育脱贫遥遥无期[6]。

2.4 重视物质性帮扶,内生激励严重不足

贫困的最根本原因是自身动力不足，具体来说就是贫困民众在日复一日的困顿生活里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这种固定思维让他们对于教育没有抱太大期望，认为接受教育所带来的回报甚微，因而就缺乏向上动力，不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满足于现状[7]。由此，他们接受教育的意愿不强，因此在就业时与竞争者相比并不占优势，久而久之也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并且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更认为教育的回报率甚低，更加降低了教育期望，如此循环往复，贫困更甚。这也是导致大量贫困人口“返贫”的根本原因。

3 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目标转变

3.1 以增加外生动力向促进内生动力转变

在后扶贫时代，我国原发性、绝对贫困的现象已经基本消除，更多要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这是贫困人口自身缺乏内生动力所导致的现象。通过“扶贫+扶志+扶智”三扶模式，不断地激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催化和提升贫困个体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贫困人口发掘自身的内在动力与价值，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而不是一味的“等、靠、要”，阻止贫困人口返贫，达到真正的脱贫奔小康。

贫困地区大部分人民并没有真正感受过知识的力量以及知识所带来的改变，思想意识上也没有追求科学文化知识的动力，一些有想法的村民直接创业经商，没有考虑长远的增收，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针对这些情况，不能按部就班的传授贫困地区人口固有的知识，可以根据贫困地区人员的自主意愿，结合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因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或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贫困户掌握一门可以实际操作的实用技能，并制订具体的操作方案，真正激发贫困人口的“志气”和“智慧”，实现“志智双扶”。

3.2 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向保障阶层合理流动转变

由于贫困恶性循环现象，贫困文化不断滋生，形成贫困代际传递。而教育是打破这种代际传递最有用的方式，也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有效方式，可以使贫困人口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福利。因此，在后扶贫时期的教育扶贫应该聚焦于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机制，让贫困人口能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享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性资源，争取更多实现自我发展的资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贫困人口实现代际社会阶层的跃进[8]。

3.3 从教育均衡化向提升乡村人力资本转变

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局面，虽然近些年一直在提倡城乡融合发展，但城乡间的各类资源要素，如医疗、人才等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我国乡村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对于易地搬迁的贫困群体来说，可以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对其进行社区教育。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社区教育有利于乡村振兴的落实，更有助于搬迁后的贫困群体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9]。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的发展路径不能简单地重视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更要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注重农村整体人力素质的提升，才能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实现脱贫致富。

3.4 从完善政策制度向提升政策效能转变

教育扶贫中，政策治理能力是否得到有效发挥直接影响到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资源是否均等化分配。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政策治理的重点更多聚焦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政府要统筹各类社会资源，提升政策的效能。

与此同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也必不可少。随着扶贫力度的加大，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正在面临相对贫困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严峻复杂，而且战线也更长，单一依靠政府的力量并不能完全解决，因此需要其他主体参与，协同扶贫。此外，教育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在后续的发展中需要各类社会公益组织的参与，也需要与各大科研院所或高校平台合作，以此为教育脱贫提供各类资源要素[10]。

3.5 教育贫困治理从单一视角转向多维视角

教育是一种公共事业，是一种提高民众综合素质的公共活动，但由于造成教育贫困的原因复杂多样，政府迫切需要改变原先经济型教育资源贫困这一单一视角。

在原先的教育扶贫实践中，将教育贫困看作是简单的经济型教育资源贫困，但是这一种治理思路只适用于早期的教育扶贫。

随着教育扶贫的不断深入，贫困群众的需求越发多元化，同时，深度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在贫困的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特征，有精神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生态贫困以及健康贫困等多维度的特点，因此在后脱贫时代，教育扶贫的多维度视角的转变是必然选择[11]。

后扶贫时代，政府不应再以单一经济指标作为教育贫困的判断方式，而应综合考量贫困对象的心理、能力、精神等状况，做到多维度、多渠道的帮扶。不再局限于帮助贫困群体摆脱物质贫困的教育扶贫，而是致力于提高贫困群体的文化知识水平、思想道德水平和学习能力，激发和提升贫困个体的内生动力，达到教育扶贫科学化与高质量扶贫并行的宗旨。

4 结束语

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解决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的顽固性和持久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虽然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这些贫困人口已不满足依靠物质的帮扶实现经济指标上的脱贫，因而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依旧十分艰巨，人口素质低下导致的一系列贫困问题仍是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的巨大阻碍。

在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刻不容缓，通过教育精准扶贫实现贫困地区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保障后扶贫时代的人民群众借助教育真正实现根本性脱贫。鉴于此，在后脱贫时代教育扶贫的目标要向更深层次转变，利用教育提升贫困人口改变现状的内动力，摆脱贫困文化，从原先“漫灌式”的扶贫转向“滴灌式”的精准扶贫，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转变。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发展正逐步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在教育扶贫中，也需与时俱进，从传统教育手段转变为利用信息化手段，保障资源的整合利用，实现长久有效的脱贫，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