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舆论又开始了一轮关于“农民工”改名的讨论，起因是深圳市人社局2021年9月17日答复人大代表提出的“倡导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建议中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其实，类似讨论并不新鲜，几乎隔几年就来一波。有案可稽的是，2007年全国两会，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提交了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把他们统一称为“工人”的建议;2008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合时宜，应该取消;2012年1月，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应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此称谓。

主流舆论肯关注这个群体是好事。只是，多年来很多人把精力放在改名上，也不免让人纳闷儿，称谓问题真的那么重要，非得动用那么多社会资源紧盯不放吗？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定名”“名分”，说什么“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确实有一定道理，举凡“名”的后面，一定对应相应的“实”。一旦名实相符，也算是一种责权利的确定吧。

只是，在“农民工”问题上，却没那么简单。以为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能获得相应的薪酬待遇，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刻薄点儿说，这样的想法，除了能够满足一些人内心中的道德感、道德洁癖之外，并无任何价值。

农民工每天怎样生活，改成“建设者”或者“新产业工人”之后，依然怎样生活，并无任何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