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欣 房瑞丽

摘要：作为白诗的先声，韩孟之滥觞，中唐诗人顾况的诗论价值不容小觑。倘以其诗论所倡反观其诗歌创作，可见顾况言行合一，甚有才气。以浙东诗歌为例，其“情思寓风雅”观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感受风情民俗，汇融趣闻风物，交友酬唱感怀，体悟风事存遗。记刻江南民间百态风情，唏嘘悲悯间喟叹乱世萧败。顾况多于朴素自然的纪实手法中注入真挚情思，又于不动声色中升华诗歌之“风雅”内涵。其创作之独特意识可谓个性化与传世性并存。

关键词：顾况;浙东诗歌;情思;风雅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28-04

我国古代诗歌的“风雅”传统肇自《诗经》，唐朝作为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于汉魏“风骨”后可谓再掀复“风雅”之浪潮。初唐陈子昂“一扫六代之纤弱”（《后村诗话》），为当时萎靡颓废的文坛风气开出一剂重塑“风骨”的良药[1]。随后盛唐李白“大雅久不作”（《古风·大雅久不作》）、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诗歌“风雅”精神的追求一脉相承。《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诗言志”与“诗言情”原本就是诗歌的内在要求。六朝文风虽浮靡，但不可否认其骈体之中感人肺腑的抒情之质亦多真切。中唐因安史之乱的余痛，喘息复苏间孕育出浓厚且强烈的现实关注以及情感倾诉之时代需求，而大历诗风隐约呈现出再次兴起以“情思”为重的风尚迹象，但格局仍处于较小阶段，仅困缚于诗人狭小的内心之中，形式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在此沉痛萧瑟之际，在面对着“风雅”以及“情思”的双重时代要求的文坛中，顾况可谓应运而生，于二者传统的深切浸润下，不遗余力地随社会现状推动诗文内容的革新，并赋之宏大的情思精神，使结合且提升后的“情思寓风雅”观自然而然地在中唐崛起，形成其独特价值。

顾况，字逋翁，别号华阳山人。其“以文入仕”，推崇“风雅”，针砭时弊，注重诗教，主张诗歌创作“情思发动，圣贤所不免也”（《悲歌》序）。正如王启兴先生所说，“顾况认为‘文行相顾，才能写出‘情思最切的作品”[2]。《唐才子传》言道：“况，善为歌诗，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作《海鸥咏》嘲诮权贵。”[3]可见其个性色彩尤为强烈。同时他对现实、官场、权贵深切关注，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超脱于传统诗教观，寓个性风貌于其中——抒行之情思，寓诗之风雅。如蒋寅先生所言，“顾况对个性化的追求，标志着开天之后一度泯灭的自我表现意识的复苏”[4]。因此，顾况诗歌的“风雅”观别于为“风雅”而“风雅”的桎梏之论，而是将其活化为：诗作之含情与行为相对照，反映于诗歌中乃有“风雅”之精神，即所谓“情思寓风雅”。因此，顾况的诗歌虽极富现实主义色彩，却能经由情思之炽热引申出现实之功用，令人感同身受。虽刻有针砭时弊的冷绝，而又再掀盛唐昂扬余韵。此复杂而耐人寻味且个性化十足的诗文新变特色的出现，是时代背景与其自身因素使然。

顾况于浙东一带曾有长期游历与为官的经历，深谙民风民俗，善于捕捉民生百态，故其诗作的“情思”之牵好似油然而生，而“風雅”之精神益添江南韵味，纯朴真切。具体展现为：纪游、酬唱之作中由游历闲趣显露风土人情，纪实、纪史之作中由所见所思悲悯慨世。可见，在浙东，顾况无论为官抑或游历，关注民生，胸襟阔大，忧国忧民，同时又非常重视挖掘民间特色，从而能够于“行文”中抒己“情思”寓世“风雅”。

一、感受民俗风情

浙东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所蕴风情雅俗融于日常，可歌可文。故顾况在浙东辗转游历期间，为其诗歌创作辅以丰厚的实践真感，使得“情思”所抒真挚动人，且于真情中蕴含浓厚现实观照，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风情”之捕捉。如《越中席上看弄老人》有感：

不到山阴十二春，镜中相见白头新。此生不复为年少，今日从他弄老人。[5]2964

由诗题可知，此诗乃是顾况再历越州看“弄老人”之感，可谓所见触发，反观己身而以抒情，并无他意。据曾永义先生《中国偶戏考述》考证，“弄老人”实则为唐代的傀儡戏[6]199，其情节演绎饱含戏如人生的现实深意，易引发人生无常与虚无之感。显而易见，此诗便是处处诉说着诗人对于时过境迁的人生慨叹，故此“风情”正是与诗情相合，意境统一。顾况借助“十二春”“此生”“年少”“今日”等时间意象，直抒故地重游时不曾想已不再年少的人世沧桑之感。而“白头”“弄老人”也是对自己年老气衰的描绘，深叹光阴易逝。十二年后的自己已不似往昔般意气风发，怀才不遇，平添悲潦。故诗歌行文含情饱满，虽说情悲意切，感时叹世，却又将民间精妙技艺之实况裹挟其中，从而起到传达“风雅”精神之妙，使得民间乃至官宦喜“弄老人”这一技艺被关注记录。

由此可见，浙东民间之“风情”在顾况笔下借诗提点，不着过多笔墨，却达反映“风雅”之效。而似“弄老人”这般表演娱乐技艺或是一时所遇，那么《焙茶坞》中所刻画的临平坞周遭百姓焙茶之“风情”乃是不折不扣的日常图景：

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醭。旋旋续新烟，呼儿劈寒木。[5]2960

借由“新”“旧”“忧”“寒”此类暗含情感色彩的字眼贯穿全诗，将茶农之喜悦、忧愁之态尽显。顾况可谓在所见所感所思下，便把茶农日复一日且平淡而富有生机的生活样态呈于眼前[6]197，此乃“俗”笔之高妙所在。而《过山农家》中的“莫嗔焙茶烟暗”[5]2964，不仅是顾况在参观焙茶时作出熟知下的情感倾向抒写，更是在怜茶农之艰苦辛劳的“情思”下，以诗为景描绘了浙东焙茶中的“风雅”，使焙茶的过程与感触直观地引入眼帘，亦体现了浙东百姓百态融融的日常风情。

其二，“风俗”之吸引。顾况浙东诗歌的“情思”因是如移步换景般移步换情，故富于曲折变化，亦会因所感之时间或是心境不同而愈加各异，故与《越中席上看弄老人》不同，《永嘉》没有沉重的时迁之慨，而满是闲适愉悦。此诗顾况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晴好乐歌起的东瓯祭祀风俗图。东瓯祭祀，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史记》《汉书》中的记载，永嘉（现温州）百姓对东瓯王驺摇的供奉、祭拜活动，具有浓厚的地方性与传承性。且因其活动范围广、内容丰富，故于温州民间普遍可见，为永嘉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乐趣，亦凝聚了永嘉地方人心。该“风俗”早已在长期的宗教信仰崇敬中形成、盛行，成为永嘉民间的一大特色。而顾况便是于此诗中通过朴素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偶遇永嘉“风俗”的所见所闻真切地叙述下来：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5]2959

前两句点明祭祀的地点，后两句描绘祭祀的场景。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民俗的神秘气息弥散而来，吸引着诗人沉浸其中。此乃顾况生活温州的一印象书写，因是生活印象，毫无刻意痕迹，但无意间又别有深意——慢慢诉说平常之印象，却将温州仍保有的地方民族“风俗”有所显露。且真正使顾况停驻的并非祭祀之景，而是风清日好下乐神曲的声声入耳，乃是意不在祭祀却足显风情。而或许这民俗又为所谓“淫俗”，却恰是在温州地方被百姓所重视，使百姓乐在其中的民间活动。从而，温州重视祭祀礼俗之风于顾况的惬意愉悦之情中被自然窥见。

因此，平淡如水的叙事记录，现实“风情”“民俗”中的情思却跃然纸上。顾况诗歌之妙，如此是也。

二、汇融风物趣闻

顾况长期于浙东生活、为官、游历，其诗歌与当地特色之联系也必不容忽视。本文择典型之物加以探寻顾况与此地的别样情趣，并剖露裹挟其中之“风物”韵味。如剡地特有之剡纸，作为贡品，风靡朝堂，顾况有《剡纸歌》，云：

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宛委山里禹馀粮，石中黄子黄金屑。

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后为蕉叶。欲写金人金口经，寄与山阴山里僧。

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政是垂头蹋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5]2950

此诗活泼灵动，将求纸之缘由及目的尽情道来。一者，虽未描绘剡纸的任何细节特色，诗歌却巧妙地在与“玉节”“黄金屑”的类比中，侧面烘托出其珍贵;又侃已有“紫罗笔”，唯缺剡纸来，方能作画生龙点睛。此乃顾况心中对其最真实的认知与评价，对此珍视与渴求之意可谓倾泻而出。而尾句之“垂头蹋翼”，正是诗人内心的外化写照，惋惜而又希求。二者，语言依旧平俗晓畅，还带有“重复式”口语形式，朗朗上口，一读便可阅见顾况对于剡纸之了解甚深，方有流露出一种对其难以割舍之情，乃至对于越州之剡溪的流连之情。而于此之中，又把剡纸为文人所趋，视作珍宝的现实风情暗露，亦展现了剡纸清雅、实用之特色。此为以诗人之趣事雅情显当地“风物”之特色。

此外，文人墨客除却笔墨纸砚亦不免为花鸟虫鱼所引，顾况于浙东亦有所喜所恋之物。正如诗云“黄茅嶂里鹧鸪啼”[5]2968（《湖中》），顾况虽身处洞庭，却因鹧鸪蹄鸣，瞬间勾起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与如今的飘零感慨，没有丝毫刻意使然，而是融于骨血的家乡记忆。便是在此系动中，浙东“风物”——鹧鸪作为情之所寄显出的江南温暖之特色流露而出。而《听山鹧鸪》更是将鹧鸪与当地风俗歌舞暗合诉出怀乡之情思：“谁家无春酒，何处无春鸟。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5]2959行旅间，“风物”的出现巧与不巧皆含别情。由此，鹧鸪的思归之质与喜暖之性所含的“风物”特色便随“情思”淌出，不留痕迹。再者，顾况对珍馐之向往也是不惜笔墨，载诗载念。如《和知章诗》中的“钑鏤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7]，一边将二者作媲美状，一边又将其特色各自揭露，使人在垂涎中尽情品味浙东“风物”的多姿多彩。又诗云“便抛印绶从归隐，吴渚香莼漫吐春”[5]2957（《湖南客中春望》），便是客行他乡有归隐之想，也是即刻忆至浙东会稽香莼，以美味作衬将“情思”吐出，又显“风物”春生漫地，鲜嫩芳香。

可见地方特色蕴含之妙或俗或奇，都可谓是对现实的挖掘与展现，得益于顾况诗歌的“情思”所起，体现大千世界之民间“风物”的各样姿态，此法可称流畅且高尚。

三、交友唱和感怀

“将诗歌看成是一种为了社交而存在的社交艺术，一种本身就是社交事件的消遣。”[8]此乃宇文所安对中唐东南诗歌创作的概括。而顾况诗歌的“情思”之抒正有与友相交之缘起，字里行间流露与友人之真切情谊，并赞颂友人之才情作为。由此窥见，将揭露民间之能的社会功用含蓄其中，将友人的所善所长尽情诉说，不仅为国发掘各领域之擅者，更希冀他们能够舒展抱负，不似己身般踌躇满志却无人问津。例如与恩主韩滉之和《奉和韩晋公晦日呈诸判官》：“江南无处不闻歌，晦日中军乐更多。不是风光催柳色，却缘威令动阳和。”[5]2967韓滉于顾况有知遇之恩，且曾长期共事于浙东，既为伯乐知己，又作至情好友。故顾况对韩滉的功绩作为了熟于心，并以此为教感怀备至。因此正当韩滉晋封晋国公，其欣喜欲贺便赋作诗歌，传达“情思”。然顾况笔下此如诗如画之景及贯穿始终之乐情皆从首句便奠定缘起于江南，而论政绩，浙东为最。借百姓军士之歌舞奏乐来烘托出韩滉的丰功伟绩，且不乏由衷的赞美之情，便是顾况“情思”间“风雅”的体现了。

此外还有，《酬房杭州》诗，由此题便可知，此为酬唱应和之诗，乃是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之作，必不会特抱有任何社会目的，定当以友人为重，抒情抒意。此诗有云，“故人牧馀杭，留我披胸襟。满箧阅新作，璧玉诞清音”[5]2937，可见顾况亦因之深交而了解颇广，对友人之政绩斐然、佳作倍出而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所书之词“满”谓之多，“璧玉”谓之佳作高洁，“清音”又谓之品行清廉淡雅，一句赞美酬和便将友人之才能品行皆表而出。尾句“父老惜使君，却欲速华簪”[5]2937，则更将惜才之意推向高潮，用美好希冀收尾，即便父老挽留不舍，亦劝友人不负胸志，定为仕途高升奋进。虽此诗乃顾况仕途受挫，历经杭州之时所作，但却仍能看到其内心对于朝堂之向往以及为国为民忧之费心，风骨依然。更有晚年隐居之诗为证，顾况虽隐乡野，却仍积极关注国事政治，不愿彻底放下系国系民之心。再回过头品尾句，一“华簪”之用典，便寄寓了顾况对友人的殷切期待，渴望他能随附自身之报国热情有所作为，于更高之处释放才情，知遇为民。而此间的赞美与期盼之情，亦反映出友人之卓越，无论品行，无论功绩，将民间一处之官的平凡而又出色彰显出来，无形中揭露出有志与有能之士反被沦于民间之现实，淳朴而又才华卓然的民间“风才”再被捕捉赞扬。

由“情思”所传，此等热情便将盛唐遗韵有所继承，诗歌中积极保有激情昂扬的处世态度，于交往之“情思”中展露无遗。而所寓民间才人需待赏识的现实亦被毫无保留地以惋惜或赞颂之情揭露而出，“情思寓风雅”，方是如此为创新。

四、体悟现实风事

在安史之乱的伤痕尚未痊愈之时，社会依旧动荡不安，虽说浙东山水秀丽，但起义等战乱气息并未被江南之温婉抚平，而是冰冷摧柔情，不留慈软地为鱼米之乡带去萧瑟冷凄。顾况为官、游历之径恰通浙东，必然少不了所见所思，而后回望纪史录实。其这一创作意识亦是感而生发，触景生情，又从此强烈的同情悲痛之感中无痕自然地记录下沉重的事实，故又见高奇之处。

按胡正武先生考顾况在台的粗略轮廓，可见其于台州居住时期，正目睹了袁晁起义后台州民间社会生活状况，并深有体会[9]。又为何说其非为“风雅”之功用而纪此段史，便是因其多视角、多情思之创作非故作诗教之写实所能企及。首先，乃环境视角，深怀感今怀昔之思。有《江村乱后》诗云：

江村日暮寻遗老，江水东流横浩浩。竹里闲窗不见人，门前旧路生青草。[5]2965

另又有《临海所居》（其二）诗云，强化深切情思：

此去灵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不知叠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5]2965

今夕何夕，寻遗老只见江水汤汤，旧路青草生;望赤城，未有人再于重峦霞里度石桥，浓浓哀伤之情涌上心头。着眼第一首，顾况于诗中的感今之思由空浩的江流与葱郁的青草缘起，世事无常之慨叹涌上心头，而其中所蕴的破败之景也在诉说着动乱的无情。再看第二首，“不是遥”与一个“望”字，尽显诗人对山水向往的热情，却在凭楼远眺中不得不思索，动乱后的远方是否如故。其实“更”字已完全流露出他的内心所思，山水已乐趣不再，又甚者人去山空。一种向往被现实打碎的凄凉意又暗示着现实的冷冰冰。诗中无处可见动乱，却也心知肚明。因此，环境视角下溢出的惋惜怅惘之思，将袁晁起义的摧毁显露无余。

其次，乃叙事视角，颇有感时伤世之思，以《临海所居》（其一）为例：

此是昔年征战处，曾经永日绝人行。千家寂寂对流水，唯有汀州春草生。[5]2965

此诗乃面对受苦百姓而抒悲悯同情所作，可见眼前家家闭户，道上绝人行的荒凉。“千”与“唯”的强烈对比，将压倒性的凄惨悲凉之状映入眼帘，且此“唯”正如“独”之炼字，令人不胜今古之感。而借“春草生”的以乐写哀，用草之茂盛盎然反衬城内的寥落，使惨败之意更上一层，其中所浓对于百姓凄苦的同情比所感环境之衰更胜一筹，那么战乱之伤也就不言而喻了。故由此感时伤世之思中蕴藏着对战乱使百姓流离失所现实后果的深切展现，渴望于纪史抒情中引发更多的关注与共鸣，归根究底也可看作是其希望有更多有识之士迈入朝堂为社稷付出，为百姓安身立命所思所虑。此种“风雅”的高尚道德政治意识渗透在“风事”诗歌中无影无形，却又深刻。

当然，顾况诗歌之“风雅”绝不仅有以上两个视角所披露的动乱起义暗显社会功用与积极的道德政治意识。诚如《严公钓台作》诗云“严生何耿洁，托志肩夷巢”“糠枇当世道，长揖夔龙朝”“舍舟遂长往，山谷多清飙”[5]2933。顾况不仅借古抒怀赞叹严公之高洁，字里行间满含己身之向往，萌起归隐之心，更是将朝廷、社会的腐朽黑暗蕴藏在借古讽今之中，通过浙东游历之思联系现实，吐露出“情思”下的“风雅”。此外，其对人性化关怀的诗歌亦不在少数，因于浙东创作中不为突出，故不加以分析。但通过不同视角下不同“情思”所带来的“风雅”之分析，亦不难看出顾况诗歌创作的独特与巧妙。同时，又可见他对于社会各层人民的关注与深切关怀，其社会现实之责任意识是刻在心间，化在笔下，故方才能在作诗的“情思”中灵活地反映现实而不见技巧，真挚而不刻意。

顾况创作诗歌，一面缘起“情思”，或炽热或惆怅，却极为真切;一面终于“风雅”，或百态民生或针砭时弊，却极为现实。其以或俗或奇的手法将“情思”与“风雅”融于一体，又借丰富的阅历经验，使其诗歌充实的内容愈加多样化，由此引人入胜。去辞藻之浮华，踏现实之纯真，令“情思”撼动内心，令所寓“风雅”未知觉间被传递。由此可见，他在创作中完美地践行了其自身的诗歌主张，且尽显现实与个性之结合，达到了笔法行云流水、情思曲尽其妙的绝妙地步。其“情思寓风雅”的理念或非主观创作的出发点，却在后世看来一以贯之，所赋影响之深于传承中闪耀可见，不仅成为了元白新乐府的先驱，其诗歌亦成为韩孟等后世诗人取法盛唐的“活化石”[10]。因此，顾况在唐朝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地位绝不可被掩盖与磨灭，正所谓宝玉虽有瑕，亦有光辉存。

参考文献：

[1] 郑雯丹.陈子昂诗歌的“风骨”理论浅析[J].文化学刊，2018（2）.

[2] 王启兴.顾况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J].文学遗产，1985（3）.

[3] 关鹏飞.唐才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0：215.

[4]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395.

[5] 彭定求.全唐诗：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

[6] 冯淑然.顾况及其诗歌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7] 彭定求.全唐诗：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9855.

[8] 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19.

[9] 胡正武.顾况浙东行踪考略[J].台州学院学报，2005（1）.

[10] 向铁生，姜爱喜.论顾况歌行的诗歌史意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作者簡介：余晓欣（2000—），女，汉族，浙江宁波人，单位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房瑞丽（1978—），女，汉族，浙江宁波人，文学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