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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现状与展望

2021-12-11马馨

西部学刊 2021年22期
关键词:民国时期研究综述

摘要:民众教育馆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对开民智、作新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学者对其缺乏历史比较角度的研究。以此角度观之,既有利于分析民教馆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机制,总结其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探讨激发地方社会活力的方式,也有利于与当前社会教育相关理论展开对话。以天津民教馆为例,展望新的研究思路:(一)需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发展工业”等特定社会主题置于文化碰撞的场域中,从社会学、社会思想史角度对新型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进行分析;(二)在此视角下考察天津民教馆的发展史,探索不同社会因素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同时运用社会学场域、组织等理论,深入分析政府、商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可为中国城市创新管理中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历史比较角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21-03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社会教育机构,是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推行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构”。它以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提供从识字教育到基本生产和生活技能的培训,从而达到“社会教育”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对当前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民众素质与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对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层出不穷,取得了不少进展,本文旨在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民教馆研究的未来发展道路。

一、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进展概述

总体来看,关于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30—1940年间,随着民教馆被制度化为国家“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社会教育界对其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落實在各地民教馆建设实践中;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社会治理经验再度进入重视期,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研究也进入学者的视野。

(一)1930—1940年间的民众教育馆研究

1933年民教馆正式成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热心社会教育的学者们结合国外教育经验,出版了大量著作、论文和报告,探讨中国民众教育馆的发展道路。学者们把民众教育馆作为实现教育改造到社会改造的机构,认为其不同于此前的“通俗教育馆”,不仅要“开通民智”,更“关系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作为中心,是“训练民众的大本营,是改造社会的出发点。不仅在形式上是各种民教事业的中心,在精神上也应使之成为民众生活的中心,社会以文化的中心。”[1]这一时期,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民众教育馆数量和规模发展迅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们从自身经验出发,对民教馆的各种事业、组织建设、人员任职资格等进行详细论述,成为各地发展民众教育馆的参考手册。其中,林宗礼的《民众教育实施法》最有代表性,开创性地探讨了民教馆的主旨目标、区制、馆舍、设备、组织、人员、经费、效率测量等问题,成为普及民教馆常识和培养民教馆人才的重要教材[2]。此外,俞庆棠、许公鉴、甘豫源、陈礼江等知名学者针对民众教育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探讨了它的组织形式,工作人员素质等,并将眼光置于中国民众教育的总体发展中,探讨中国民众教育的定位,以及民教馆和图书馆、体育馆、民众学校、民众教育实验区等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3]。

除了丰富的著作,时人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对民众教育馆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很多报刊开辟了民众教育的专栏,如《大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等,各省市民众教育馆也自主办理报刊、杂志,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办理的《民众周报》、湖南省立民众教育馆办理的《湖南通俗日报》等,成为业内经验传递的平台。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各种民众教育专业刊物,如《教育与民众》《社会与教育》《民众教育月刊》等,都登载了大量与民众教育馆有关的文章。

(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众教育馆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整体上把握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探寻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扶小兰提出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它与近代经济的发展、民族危亡的刺激、民主政治的兴起、以及近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4];王雷、杨才林等梳理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基本经验,提出“学校教育”之外,应将教育对象扩展到全体国民,教育内容是全面培养,教育机构设施应是多种多样的;洪港、孙太雨、于述胜等分别从社会教育行政、社会教育法规、社会教育制度变迁等角度,探讨社会教育在解决国家的理性规划与基层社会自主、自治能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时,所呈现的不同处理方式。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地方性社会教育的相关研究,其中,贵州、广东、辽宁、浙江等地都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教育的总体研究之下,民众教育馆也受到关注。学者们在扎实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以理论视角进行切入。李冬梅等学者梳理民众教育馆的历史沿革和活动内容,深入探讨了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内部管理方式、地方运作机制等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赵倩探讨民教馆承担了从识字教育到公民教育的社会功能,其施教活动受到国家和地方诸多力量的影响[5]。朱煜提出,民教馆是政府权力扩张的重要网络结构,同时也推动了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6],其关于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教馆的考察,扩展了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的研究[7]。周慧梅长期关注社会教育与民教馆,梳理民众教育馆的历史沿革和活动内容,深入探讨了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内部管理方式、地方运作机制,为社会教育家群体塑像等;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分析民众教育馆的地理位置、馆舍选择等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政治隐喻色彩,并在上海文庙改制的空间研究[8]和山西省民教馆举办的集体仪式[9]中理解“再造民众”,勾勒南京国民政府权力的下潜路径。毛文君、赵可系统性研究了民教馆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认为存在民教馆施教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的认知偏差、地方势力插手民教馆人员任用、民教馆人员待遇低、社保缺陷严重等问题[10]。

这一时期,也有更多研究关注地域性民众教育馆的沿革,这些丰富的材料主要来自与青年学子的学位论文选题,涉及地域主要有广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北平市、青岛市、成都市、徐州市、武汉市等,从“点”上对民众教育馆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主要事业内容和活动方式、绩效等进行了探讨,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为进一步的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奠定基础。以王业廷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抗战前青岛市民众教育馆开展的民教事业,分析其对青岛社会产生的影响,丰富了地方民众教育研究史[11]。

此外,民教馆组织的具体活动等也得到进一步细化研究,如杨俊涛探讨了武汉巡回文库,将其分为专业性与公共性两类,重点探讨了文华公书林巡回文库的建设和应用情况[12]。朱煜关注了民教馆在“九一八事变”后举办的国货展览、史地文物展览等,通过展览呈现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怀,唤起民众国家意识[13]。裴聪梳理民教馆开展的科技教育活动,从重视识字的科学常识普及,到实用技术指导,进而转化成国防科技教育,功能取向的变迁背后彰显的是国家政权的力量[14]。还有学者研究民教馆开展的公民训练,通过组织民众建立社会服务团队、开展公共活动、参与新生活运动等改良民众生活习惯,提升符合现代生活的公民意识。

与民众教育馆同期出现的其他社会教育组织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包括基督教青年会研究,知识分子组织的平民教育运动,社会救济机构举办的技能培训,社会自发组织的“女星社”等各类社团等。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政府权责、地方社会和中国近代转型等关键议题。随着组织研究的不断深入,将有助于呈现更丰满立体的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图景。

在中国港台及海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了中国社会教育的演进,以社会教育发展史的写作方法进行研究。较为典型的是李建兴编著的《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探讨了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文化背景、社会教育概况、社会教育思想和社会教育影响,阐述了我国社会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轨迹。民教馆的研究较为少见,日本学者户部健关注了天津民众教育馆的活动研究,研究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并集中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新民教育馆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5]。

二、对民众教育馆研究的思考

纵观已有研究,多是从发生学①的角度入手,考察民众教育馆的活动内容和运行机制,探讨它从社会教育到社会改造的制度经验。但是,目前还相对缺乏从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对民众教育馆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对制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重构制度框架下的群体观念和实践逻辑,推动制度和实践创新。从历史比较角度探讨民教馆,会发现以下特点:第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地方政府、社会精英和民众共同限定民教馆制度的取向和类别,构成不同的民教馆地方实践类型,并对民教馆制度变迁产生影响。第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民众教育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主题差异较大,且政权的变化造成了教育目的和教育格局的改变,形成独特的提升民众素质、塑造国家意识的方式。从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分析民教馆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机制,总结民教馆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探讨激发地方社会活力的基本方式,并和当前社會教育相关理论展开对话,对当前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基于此,在民众教育馆的未来研究方向上,首先可以继续从历时性②角度,深入考察民教馆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别重视不同阶段的民教馆如何受到社会环境、政权主体、民众需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不同的提升市民素质、建构国家意识的实践活动。另外,抗战期间的研究目前还相对欠缺,国统区和沦陷区在不同的统治诉求下,如何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改变民教馆的力量格局和运行轨迹,并对抗战后的社会教育产生影响,这是个尚待研究的课题。

其次,在已有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可对民教馆的制度演化进行系统梳理。一方面,从制度发展的文化路径,探讨民教馆如何继承中国社会教化的历史传统,模仿西方“权利意识”主导的社会教育,继而形成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的独特思路。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考察城市政府、社会精英与民众的多元互动,如何对民教馆制度变迁产生影响,也值得探讨。

第三,探讨民众教育馆地方化实践的基本机制,将不同地域民教馆置于民国历史场域和地方社会环境中,梳理民众教育馆的活动内容与组织方式,特别是社教内容筛选、社教资源配置、社教力量动员等方面。以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机理,总结制度地方化实践的基本类型和机制。

三、民众教育馆研究展望:以天津为例的构想

天津是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城市,港口的开放和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加,带动城市非农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底层人口的聚集。如何适应工业和城市增长需求,是这一时期天津发展社会教育和建设民教馆的主要目的。

纵观天津民众教育馆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设立之初为“社会教育办事处”,主要宗旨是开通民智,改良风俗,由天津商务总会主办,负责人和资金都是来自商人和天津地方士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社会教育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教育局接收“社会教育办事处”,并将其改组为市立民众教育馆,以及与之功能相似的讲演所、阅报所、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为城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将天津按照地域划分为九个社会教育区,并在每区成立新民教育馆,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这些新民教育馆在组织政策、设施和人员上,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一定的延续性,并对抗战胜利后的天津民众教育馆发展产生影响。

由此看出,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但民众教育馆在其建立的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存在继承性,它作为国家与民众、传统与现代的转换平台,反映了天津不同时期的社会教育发展状况,包括社会教育理念的发展,以及不同社会力量对社会教育的影响。具体而言,天津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可以聚焦于两个方面:

第一,在勾勒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思想整体变迁的基础上,关注天津受到时代巨变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在社会教育思想方面产生了哪些新变化。天津地理位置独特且重要,“当海河之冲,为畿辅之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埠,成为中外思想文化碰撞互动之地。加之洋务运动后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对社会教育的理解和要求变得更高。因此,在研究中需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发展工业”等特定社会主题置于文化碰撞的场域中,从社会学、社会思想史角度对新型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进行分析。

第二,在历史比较的视角下考察天津民众教育馆的发展状况,包括不同时期民众教育馆的举办主体、教育对象、资金来源、组织架构等内容,也包括与不同地域民教馆,如南京、成都、北京等地的比较,探索不同社会因素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此外,将范围扩展到天津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如女星社、天津青年会等,运用社会学场域、组织等理论,深入分析政府、商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过程所展现出的组织和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为天津城市创新管理中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结语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研究已取得丰富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发生史脉络上的梳理。但总体而言,还相对缺乏从历史比较等角度出发的深入研究,需要多学科视角下的进一步发掘,通过对民众教育馆的制度演变、地方化实践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探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制度经验,反思当前城市社会教育的制度设计和实践。在地方社会自主性、市民素质提升、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扩展等问题上,提供制度创新的理论资源,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注释:

①发生学,是主要以逻辑推断研究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学问,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发生学是多学科嫁接的工作用语和逻辑方法。

②历时性,即研究持续演进的活动序列的一种理论倾向。

参考文献:

[1] 李云亭,王璋,杨汝熊.民众教育馆概论[J].教育与民众,1931(8).

[2]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孟宪承.民众教育[M].上海:世界书局,1933.

[4] 扶小兰.论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5] 赵倩.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1933—1937)[J].北京社会科学,2010(1).

[6] 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 朱煜.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J].近代史研究,2017(4).

[8] 周慧梅.空间重构与国家在场——以上海文庙改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J].终身教育研究,2021(1).

[9] 周慧梅.集体仪式与国家认同——以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0] 毛文君,赵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以民众教育馆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06(11).

[11] 王业廷.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12] 杨俊涛.民国时期武汉巡回文库发展论略(1914—1937)[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6).

[13] 朱煜.寓教于展: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教育馆的救国展览[J].终身教育研究,2019(5).

[14] 裴聪.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功能取向变迁——以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的科技教育活动为考察中心[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0(3).

[15] 户部健.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天津社会教育的变迁——以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活动为例[J].城市史研究,2010(0).

作者简介:马馨(1985—),女,汉族,天津人,单位为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社会教育。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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