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孙宾 邱惠亭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第五卷的整个篇幅都在讨论“政体变革”以及“如何保全政体”。为什么会引起政体变革？革命就是恢复正义的和有正当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动荡还是内乱，肇事者的目的要么是追求利益与荣誉，要么是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利益。但这也容易引发“灾难”，理想的政体没能建立，现实中的政体又被“自毁”。这意味着人需要在两者中间找到一个平衡。亚里士多德认为保全政体诸多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施公民教育。若教育有悖于政体，则不利于政体的保存和稳定。法律可以约束人们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可以内化人们心里的美德。《政治学》第五卷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一）强调法治;（二）注重社会公平;（三）加强公民教育;（四）当政者要考虑多方主体利益。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政体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030-03

在一个城邦中，让才德兼备、贤能出众的人来主政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中庸理念”，在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让中产阶级执政，混合平民和寡头，把两者的冲突控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圍内。而在现实中，这样的政体很少出现，中产阶级也难以掌握政权[1]211。虽然亚里士多德如良医般指出各种“坏”政体变好的可能性，但是他却没有十足的把握[1]237-273。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政体都有各自的缺陷，轻者引起不安，重者招致变革。

一、政体的变革

引起政体变革的原因是什么？反过来问，是什么使得政体得以稳定？亨廷顿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2]是不是每个政体都有相同的一套设计政治体系的公式呢？显然，即使一个国家的体制行之有效，也不一定可以生搬硬套地使用在另一个国家。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无论是何种政体，符合正义和比例平等的原则都是人们的首要追求[1]236。在寡头制政体中，参政需要有一定的财富，否则就把你拒之门外。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待遇。同样，也有按血统、种族、信仰、肤色等，把“不符条件”的人排除在外，直到今天，这在世上仍是随处可见。人的本性自然而然地把人聚拢在一起，从家庭、村落到城邦，共同生活在公平正义的社会中，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可是人类社会又似乎给人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正如霍布斯所认为的“人与人就像狼一样”，彼此之间都是仇敌，人们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人的本性它既要人走在“一起”，却又同时把人“分开”。因而，人们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让契约的掌握者来管理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中，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广大无产阶级持续不懈的努力追求才能实现。在现实的社会里，各种不平等的阶级很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好的政体，如果阶级间产生冲突、动荡，甚至内乱，那对国家整体的生存不利。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只要一个政体符合正义和比例平等原则，我们就可以安顿自己了。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政体都可能会引起动荡、内乱。成因固然不一，能否成功预防以化险为夷得看各种因素。波利比乌斯把政体演变的过程视为一个完整的“政体循环或自然的管理模式，在它的支配下，一种政体的结构发展、变化，并再次返回原初状态”。政体的变革、更迭，莫不由某种“不平等”的理念所引起。富人要与穷人平起平坐，人人得到的东西都是等分，富人觉得不公平;穷人当不起有资产要求的官职，所得品是由贡献的多少决定，因此，穷人又觉得不公平了。如果政治权利的分配不能满足他们各自的要求时，政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3]。虽然亚里士多德所提了比例平等，但是我们如何准确无误地判断他人的品德、贡献、才能。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会引起政体变革？古希腊史学界波利比乌斯认为革命就是恢复正义的和有正当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动荡还是内乱，肇事者的目的要么是追求利益与荣誉，要么是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利益。

引起内讧也有许多导火线，亚里士多德指出七项导火线：名、利、纵肆、恐怖、僭越、鄙薄、阶级不平衡的扩张。他还补充舞弊、懈怠、轻视小节、比例失调等。只有大家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城邦才能维持和谐。可是，一批人建立起一个城邦，就会吸引其他人到城邦安顿下来。久而久之，原来的城邦会失去原先的性质，形成各种各样的派别，各种摩擦、冲突也接踵而至。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人犯了法律，怕受到惩罚，会先发制人，希望夺权免受刑责。或者不忍遭受统治的压迫。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暴秦。人怀有恐惧感，担心受到当权者的伤害，就先下手为强，采用暴力的办法来拒绝他的统治。由导火线引发的内讧进而引发变革，而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个途径，由武力或以诈欺的方式，若执政者虐待贫民群众，人民可以发动政变[1]252。孟子亦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汤武发动革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推翻桀纣那样的暴君是正义之举。黄宗羲也欣赏孟子的观点，“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纵使革命领袖要推倒不正义的，他自己也是不正义的受害者，在伸张正义时，他也肯定了自己认定“有利”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小歧异也会引起大动乱。一宗细小的事故，足以导致困难。人们因为生存而形成群体，却因生活中的矛盾引发“灾难”。既然理想的政体难以建立，现实中的政体又容易“自毁”。这意味着人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最现实的考验，就是要在两者中间找一个平衡。

二、政体的保全

政制维持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各类政体都有某种共通的毛病，滥用权力和粗心大意。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就无可挽回。不管什么政体都有破绽与弱点，一旦疏忽，会自招衰亡。对于各类政体变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如良医般给出了保全的药方。首先，禁止违法的举动。这要求统治者要有洞察秋毫的能力，早发现问题所在，不受制于偶发的事。其次，亚里士多德反对统治者欺蒙人民。不过，这里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君主既要学会狮子的凶猛，又要学会狐狸般的狡猾。再者，为什么有的政体可以维持政权相当长时间？亚里士多德说因为治人者多有顾及治于人者，慎重考虑开放哪类官职，开放多少，任期多长等。主政的人既然是少数的，最好不要独揽大权，尽可能做到对同派系的平易近人，兼容并包。同时，不能随意剥夺名士的名誉，不得充公百姓的财物，类似于《论语》的“克己”。然而，光有善意与和解还不够。他接着就提出另一个手段：短任期。公职任期短，轮替比较快，也较容易减少渎职的机会。因为公职既是荣誉，也是行使权力，而权力会腐蚀人，最好不要在一个岗位上占得太久。规定任期短，会产生另一种好处是即使遇上不良的统治者，他的滥权也有时限。一个政治领袖长期在位，就有机会掌控很大的权力不放手。但是，官员的任期缩短了，权力的交接就是个问题。例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轮番执政，没有任何一党可长期弄权。假如有一个政体，统治者的智慧与德性无与伦比，固然不会希望他离任。

总之，统治者的素质应当都是极其重要的。统治者素质的优劣都会直接关系到政体的安危，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5]。统治者要能兼容并包，兼顾城邦内外，并使城邦更多的人能享有荣誉，生成更好的向心力。还有一种保全政体的手段是令百姓振作起来，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政体固然可以因为远离敌人的危害而得以保全，有时，恰恰相反，由于迫近危难，大家从而振作了起来。人们鉴于患难当前，谁都竭力卫护自己的政体了。所以执政的人爱重邦国，应当熟虑敌害，把远祸看作近忧……”[1]272换言之，要使大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而产生警觉意识。可是，统治者制造危机感不是与亚里士多德说的“不要诈欺人民”相矛盾吗？这不是缺乏安全感的政府用的“转移注意力”手段？这可能是统治者要保全政体，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一个小国如果四周都是强大的邻国，不做刺猬便难以生存。统治者也应该具有敏锐的眼光，察觉出各个党派产生内讧的苗头，及时止损。如果统治者只谈仁义不重谋略，足以自招灭亡。

亚里士多德认为需要设置监察那些私生活与现行政体不协调的人的官职[1]274，因为真正的理想的统治者难以出现，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监控之下。尽管他也希望能有才德超群的君主或贵族群体，以便建立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但是，他深知圣王是可遇不可求的[6]。随后，他谈论公与私的问题，官员不能假借公职，谋求私利，否则容易滋生腐败。人自利的本性是天生的，美德是后天成长过程中学习得来的。对此，“有必要立法奖励以廉洁著称的官员”。可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认为穷人被排斥出名位之外而不会骚乱？他只是呼吁权力各个阶层要有大度精神，以便阻止其城邦的政体陷入每种政体都易陷入的自毁倾向。不让权力或财富走向极端，要么使他们互相抵消，要么使他们融合起来，以维持平衡。这凸显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减少阶层的矛盾冲突就得想办法制造更多的“中产阶级”。“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对于统治者本身，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忠于现行政体、足以胜任职责的能力、符合政体的善德与正义。贤能并举的人才当政当然是理想的，贤是品德，能是才干，犹如龚自珍所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才德不常并存，亚里士多德通过例子来指出每种政体都必须考虑真正的绝对的才德，如果将有能力且对政体忠诚但却缺乏自制的人放在高位，政体很容易受到威胁。因为人性容易堕落，不是人人都可以抗拒财富、权势的诱惑。不能拥有过大的权力、过多的财富，固然与他的中庸之道符合。这好比我们做饭要不生不糊，我们吃饭要不饿不撑，才能吃得开开心心。

亚里士多德认为保全政体诸多方法中，最重要的还是实施公民教育[1]280。若教育有悖于政体，则不利于政体的保存和稳定。法律可以约束人们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可以内化人们心里的美德。要避免人民产生对政体不敬的思想行为，就有赖于教化。实施教育不仅有助于统治者维持现有的政体，也有助于将统治者个人意志“化民成俗”。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第九章结尾处认为自己已经将政体的变革和保全阐明了，于是他又另起炉灶，重新谈论君主制和僭主制的毁灭原因及其维持方法。他生动地展现了其中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一类是辉煌万丈的君主政体，一类是臭名昭著的僭主政体。僭主政体在成熟的城邦中产生，实际上是共和阶层斗争极端但并非异常的结果。君主的起源和成長是为了帮助贤明之士能够在社会中与平民大众相抗衡。僭主多出身于平民群众，僭主初兴时总是装扮成平民群众的保护人，利用造谣中伤，反对权贵阶层[1]283。通常来说，在君主政体之中，引起政变的原因有凌辱、恐惧、蔑视、追逐名誉;而僭主政体之所以被推翻则是由于敌对邻邦的攻击，也可能是由于本邦的内乱而被倾覆;特别是由于憎恨和蔑视更是破坏的因素。君主制政体更能够保持其长久性，但是随着平等观念的发展，它们逐渐过时了，现在的君主政体形式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僭主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两种维系的方法：首先是负面的，那是多数暴虐政治会采用的。例如，打击有识之土、禁止公民社会的发展。正面则相反，暴君要有“王者风范”，做一个知收敛的巨人，不再使人民不能反抗，而是使人民不要反抗。

亚里士多德通过经验观察、引用实例来描述政体更迭、动荡的现象，并讨论政体变革的缘由，然后寻求使政体能生存的药方。中国的政治具有历史延续性，大家讨论的关键是何为善治，如何长久。而希腊城邦的政治刚刚相反，各邦大胆探索不同政制，百花齐放，讨论的关键是统治的阶级基础，以及权力分配问题。希腊政治家易于选择不同政体来适应社会差异和社会复杂性，而中国更倾向于用行政手段来消泯差异和复杂性。不可否认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我们的时代相隔甚远，许多观点也不尽符合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学》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第一，强调法治。法治高于人治，带有感情色彩的人治往往因为人性的弱点导致政体发生变革，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的政体必须实行法治，法治可以尽量避免感情带来的偏私。第二，注重社会公平。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与他人的待遇有较大差别，便会产生“不公平”心理。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统治者要注重提升最不利者的最大优惠。第三，加强公民教育。在城邦内所施行的教育，要符合政体的要求和宗旨。若所实施的教育与政体的宗旨相悖，则不利于政体的保全与稳定。教育有助于培养公民对政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四，当政者要考虑多方主体利益，充分考虑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并将其有机整合在一起。

除了以上四点启发，本文也有三点疑问：第一，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要比例平等，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依据什么条件来判定一个人的某一方面比另一个人强呢？这些判定的标准是否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第二，亚里士多德强调我们应该记住一切蒙骗人民的方法都不足置信，可是后面他又讲到要使全邦人民常常处于戒备状态中，这两个观点是否有矛盾？还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手段——“善意的谎言”？第三，亚里士多德呼吁权力各个阶层要有大度精神，以便阻止其城邦的政体陷入每种政体都易陷入的自毁倾向。可是在一些政体中，穷人被排斥在外，即使政体实现了“比例平等”的原则，穷人难道不会因为被排斥出名位之外而发动骚乱吗？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

[3] 高景柱.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理念与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4] 娄林.亚里士多德论政制维持[J].世界哲学，2019（2）.

[5] 俞可平.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6] 谈火生.中西政治思想中的家国观比较——以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为中心的考察[J].政治学研究，2017（6）.

作者简介：梁孙宾（1996—），男，汉族，广西梧州人，单位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邱惠亭（1995—），女，汉族，广东惠州人，单位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