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脸

一个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落魄清政府官员，在历史中一次次被记起，是因为他是唯一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中国人，他一生的“货币论”和财政主张才为后人所瞩目。

世代徽商，成就一代财政学家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用来形容王茂荫就再合适不过了。倘若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后世对他的思想观念是否如今天般认识，都未曾可知。这位安徽歙县徽商家庭出来的经济才子，以超前的货币理论，在错误的时代里默默无闻。

古代徽商向来有弃贾从儒的传统，王茂荫祖父为生计，在北京创设了“森盛茶庄”，重信用、讲质量，极有名望。后来其父继承了茶庄。

商人是对市场和货币流通最敏感的。从小就读四书五经的王茂荫也在家庭的潜移默化中对财政略通一二。道光二十一年，他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后，凭借其独有的钱财管理手段，做到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相当于清政府的财政副部长，大清的财政都要经过他手。

在其位，谋其政，小时候的耳濡目染和官场上中央财政管理经历，此时的王茂荫已经算是比较出色的财政专家。

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国内经济凋敝，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财政改革迫在眉睫。王茂荫也开始将他对市场和财政的改革方案以奏折的方式向执政者递交。

咸丰元年（1581年），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上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驳回。

咸丰三年，王茂荫上《论行大钱折》，针对之前提出的观点予以补充，再次被忽视。

咸丰四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王茂荫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正是因为这些策略是站在市场流通的角度，结果触怒了咸丰皇帝，斥责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

这是王茂荫货币理论的形成，也是他思想的结束。

机缘巧合，被文字记载的思想

王茂荫的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于是身为德国落魄社会学家的马克思通过这些书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王茂荫货币理论”。他没有料到一个没落的帝国有一个人的观念竟和他惊人的一致。于是出于尊重，他在这些观念写入《资本论》中时附注了王茂荫的名字。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而王茂荫此时仍然在大清的“破牛車”上勤勉地前行，对此一无所知。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让所有的翻译者一头雾水，只能音译为其他字眼，第一个翻译者陈启修对此十分不满意，但是他非史学研究者，自然不知道。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从而确认是王茂荫。

王茂荫的名字开始浮出水面，他的财政思想、货币理论开始为更多人所知，至今这种货币理论仍有指导价值。从而国内，经王茂荫后人留存其手稿方得记录。

清廉如水，不留虚名在人间

王茂荫上述货币思想主张，是在西方的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时所提出的，所以，他的货币思想主张被认为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他个人对当时中国的状况的分析、体会而独立形成的。

除了财政思想之外，他还是个为国为民、十分清廉的好官员。政治上，他主张在镇压反清起义的同时，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精兵简政，维护社会稳定;人才问题上，他最早提出改革科举考试，要重实用，选取实用人才。然而，这些都只是在对他的文字记载里，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实施。

王茂荫一生清贫，历任三朝，居官三十载，从不为自己营建私宅、兴筑别墅、购置园林，而是借居于北京歙县会馆。年老归乡后，故居已毁，他怕惊动乡亲父老，不去大兴土木重建，而是在义成村买了套旧房屋，并定居于此，直至驾鹤西去。

王茂荫淡泊名利，甚至不允许留下自己的著作，“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这想来也是他对一生思想无法实施的怨念吧。徽州向来是出“儒”的，不但修身齐家，还能经世致用，但是他生错了时代，一身抱负未能施展、一身才学未能实施，以至于不允许后代出书留名。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想被历史遗忘的人，却因其超前的思想，而被历史牢牢地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