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在北京市中心的沙滩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的大楼，是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和校部旧址，俗称“北大红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曾在这里办公，李大钊先生曾在此任职北大图书馆馆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在这里编辑《新青年》，鲁迅先生曾在这里讲课。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要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同人。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和培育出一代青年才俊，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大旗下凝聚并焕发出巨大的力量。北大红楼的教员和学生们以充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在运动中发挥了示范和引导作用。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和行动，是思想启蒙结出的硕果，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改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021年5月，我在北京出版集团举办的一次读书活动开幕式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北大红楼，不但有大楼，更有大师，是大师赋予了大楼深刻的历史意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大师们，以及众多北大师生，让这座大楼熠熠生辉，彪炳史册。

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贯穿古今、融合中外的巨人。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文化就发挥出巨大的凝聚力量和引导作用。像唐宋古文运动一样，新文化运动也孕育出秉持“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远志向的英杰。与唐宋古文运动相比，世纪初在北京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更宏阔、更强烈、更迅猛。新文化群贤像唐宋名家一样，尊重元典，承续文脉，因应时代要求，勇于变革，善于创新。在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中，他们坚定文化自信，在中西文明交融的关键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辟出广阔道路。他们的成就不仅在文艺，而是涉及很多领域。他们有探索勇气，有道德坚守，有术业专攻;他们雍容、博大、深厚、锐利，才华横溢，文质彬彬。

提起新文化运动，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这是中国现代史、文学史给他的定论。这是不错的，鲁迅的功绩和影响很大，应该大书特书。但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辐射广泛的运动，是由一个群体发动和进行的，在旗手和主将周围，是一支组织严密的队伍，才能担当弘扬民主科学、启发民智的重任。新文化运动是巍峨而连绵的群山，其中或有高峰或主峰，但一定是群峰并峙，千岩竞秀。

我想用一幅画来说明。

这幅画是现代人画的，题目是《北大钟声》，陈独秀从上海带来《新青年》杂志后，将之放到北京大学编辑，因此北大的教授们成了这个杂志的同人，由此也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干。这幅画上有九个人，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和沈尹默，我们当然可以在图注中说“左起”或“右起”，对画中的人开展全部认识。但一般人总是会注意中间的那一位或者几位，也就是居中的主位，用洋文说就是“C位”。

201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我到大学与学生们交流，就从图像学的角度介绍过这幅画，讲座的题目是“边缘还是C位——鲁迅与新文化运动”。

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距离五四运动将近百年，人们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学术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客观得多了。站在画面正中的是陈独秀，这让人眼睛一亮——过去很少见的场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总司令。没有他的号召和组织，一班新文化英杰就不会如此聚集在一起。但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虽然被公认为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几届党代会选出的领袖都是他，但因为他后来在党的路线上犯了错误，连带也影响了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以往如果画这样的画，当然没有他的位置。但现在我们看问题更客观全面，更有历史眼光，所以，画家就把他放在中间。不过，画面上他虽然在中间，却是在第二排，形象显得有点小，还不能说是C位。那么，中间而又靠前的是谁？蔡元培和鲁迅。蔡元培是校长，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容纳新旧精英，当然是核心人物。而画家仍然把鲁迅与他并列，一同放在很靠中间的位置，却是习惯思维和潜意识的影响。

这九位文化巨匠在各自领域里创造了卓越的成就，正是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和展示的重点。2019年我策划的一个展览“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選取了其中的八位，主要是为了与唐宋的“古文八大家”对应，虽然因此舍弃了画中的沈尹默，但其实，沈尹默是著名诗人、学者和书法家，在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想从几个方面简要介绍几位新文化先贤的特点和业绩。

第一，他们都是新思想的先驱，勇立时代潮流，有强烈的进取意志。蔡元培本是个旧时代的人物，在清朝获得了很高的功名：中进士，入翰林院。但是蔡元培不守旧，他厌恶官场争斗，离京回乡创办教育事业，甲午战争爆发，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9月返回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4年，蔡元培痛感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陶成章等在上海组建光复会。1905年，光复会并入刚成立的同盟会，他受孙中山委派，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尽管蔡元培旧学功底很深，但他并不守旧，为了民族的进步，中年发奋，到海外求学。1907年5月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学习之余，还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四个侄子中文。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当过教育总长。他的教育新理念与民国初年统治者的观念难以调和，因此不久就辞去职务。1916年12月26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9日，发表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他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办学方针，吸取新派学术，与他留学德国不无关联。他视野开阔，眼光独到。其兼容并包的主张，让他在选人方面不拘一格，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民主。前清遗老辜鸿铭，学问有主张、有眼界，被他聘为教授;梁漱溟只有初中学历，但学有专攻，也被他招来任教。徐悲鸿从日本东京返北京，被他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至于陈独秀，他不但“三顾茅庐”，甚至为其假造学历和履历，聘为文科学长。胡适从美国回国，尚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蔡元培为了让其进入北大，先称之为博士。正因为蔡元培的新思想新理念，才有了一校、一刊、一个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独秀1896年考取秀才，曾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随后留学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早在1904年3月，陈独秀就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了白话文《安徽俗话报》，展现出追求新知、启发民智的抱负。1915年，他创办《青年杂志》（La Jeunesse，后改名《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堪称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其中提出6个原则，无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

胡适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工作。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界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开启了“新诗纪元”。胡适还在哲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贡献，写成中国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

第二，他们都有深厚的学养，在各自的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不只是有成就的大学者，也是开辟一代新风气的学者，更是进行了方法论革新的宗师级学者。陈独秀不但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就。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则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而他在“小心求证”方面更为用力。他师从美国“实验主义”者约翰·杜威，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而不是一般人笼统概括的“全盘西化”。他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观念和规范，不但给学术界以巨大冲击，并且具有示范效应，影响了一大批学人。

鲁迅在当时以创作见长，其作品至今读者仍然耳熟能详，《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一直被选入中学教科书，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人物形象妇孺皆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民。他还是杰出的翻译家，一生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300多部作品，翻译文字几乎与创作文字相当。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的态度，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的表现力。此外，他在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郭沫若赞誉其“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并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合称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学术素养深厚，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而且在中国社会分析、政党建设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擅长音韵训诂之学。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标准，钱玄同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外，钱玄同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等。在音韵学研究方面，钱玄同所著《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多有创见发明，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周恩来评价说：“没有錢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刘半农是文学家，也是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20年春赴欧洲深造，在英国伦敦大学语音实验室工作，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专攻实验语音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刘半农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领域都有建树。他致力于汉字声调的研究，测试了中国十二种方言的四声，撰著了《四声实验录》。他在北大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记录了70多种方言，并根据这些方言资料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在语法研究方面，刘半农不满于机械地模仿外国语法的《马氏文通》，而主张结合我国语言实际，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1919年，北大出版组印行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其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半农谈影》，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摄影艺术的著作。

蔡元培评价刘半农说：“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诗文，叙述地摊上所搜集的唱本，我们完全认为是文学家。后来……（他）专做语音学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家了。”

《新青年》和大师们

第三，新文化英杰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密切配合，形成团体的力量。例如，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演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而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逐条加以批驳。

这种团体的力量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李大钊被军阀政府杀害后，沈尹默、周作人等保护他的遗孤，想方设法接济他们的生活，保存李大钊的著作手稿，积极谋求出版。鲁迅还为李大钊的遗著《守常全集》写了序言。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抱病奔波，联系变卖李大钊的藏书，因紧张劳累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

当然，新文化英杰之间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有矛盾和论争。但总体上说，风云际会，他们在一个时期共同进行了一项大事业，奠定了新文化的基础。这一点，他们事后回忆起来，都满怀温情和感动。

新文化运动诸位英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次展览、一篇文章、一本书乃至一套书是说不尽的，值得更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北京是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回到这幅画上来，正是画面上这些北大红楼中工作的新文化运动同人们见证、参与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创新过程。

我们应该向这些大楼中的大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