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乡村人财物急剧流失，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任务。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1]。乡村振兴战略回应了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成为重新审视集体经营体制的政策契机。如何由集体经营通往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取消农业税以来，由于国家停止从农村汲取资源，集体失去向农民汲取资源的权利，集体日益空壳化，甚至陷入债务处境(1)相关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村级债务增长了90.9%。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负债总额高达8206.2亿元，村均资产负债率为40.6%，村均负债139.3万元。具体可参考关锐捷：《论维护亿万中国农民经济权益的组织载体》，《战略与管理》2012 年第 7/8 期。。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空心化进一步压缩了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其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则普遍缺乏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国家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区域的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并日益增加涉农财政资金投入，资源下乡构成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的主要景观。但是，国家资源下乡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2]，影响了国家资源利用效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