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是一个随全球化时代渐行渐热的名词，与前现代社会发展状态不同，当代社会个体的生活观念多元、生存环境稳定性差，科技的狂欢更加重了个体生命式的分裂和身份焦虑，既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丧失，虽然有了选择更多身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各种未知的不可预测性使人们自我认同感降低，“我是谁”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断诘问却得不到答案[1]。由于对自己身份认知的不满足和不确定性，人们将自己塑造包装成“另一个人”，比如英国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的作品《身体》中的主人公。不服老的著名作家亚当在接受大脑移植手术后换上了年轻俊美的身体，于是他环游欧洲大陆感受新身份带来的刺激和愉悦。某天，因为另一个做过换脑术的人也想要亚当的身体来为他哥哥的手术提供原材料，亚当面临着生命威胁而过上了逃亡生活。故事的最后，他在逃命中被迫接受新身体新身份，重新开始生活。

显然，亚当手术后经历了严重的认知失调，费斯廷格（Festinger）在1957年提出认知失调理论（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解释了因为“逻辑矛盾、文化价值冲突、新旧经验相悖和观念矛盾[1]”，个体在面对自己态度之间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产生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一旦不协调产生，个体会主动通过三种行为来恢复认知协调的状态，分别是改变一个行为的认知元素（改变失调行为个体的主观情感）、改变一个环境的认知元素（改变失调行为的环境）和增加新的认知元素（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缓和整个失调程度）。在亚当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他的失调情况，从精神和身体层面，他的大脑和身体之间，总是处于年龄不对等的不适应状态。其次，从伦理意义来说，亚当在享受着新身份带来愉悦的同时，备受自己内心的道德谴责。以下将以亚当的两个认知失调情况加以分析。

一、无法找回的平衡

年迈和年轻是换脑手术前后亚当最直接的矛盾结果，换脑前亚当已经是个年逾六十五的老人，即使是“从伦敦西区步行到派对场的四十五分钟路程都让他感到呼吸急促疲惫不堪。因为背部膝盖的疼痛、痔疮和白内障等疾病缠身，尽管他想要去做一些年轻人的活动，也往往力不从心。”[2]换脑前亚当面对的矛盾是年迈的身体不足以支持他想要参与的很多社交活动，因而亚当迫切地想要换一副年轻的身体来匹配他充满活力的大脑。在接受完换脑手术后，亚当拥有了一副年轻有活力的身体和帅气的二十五岁面孔，但是他的头脑却因为相差四十年相对成为了“老年思维”，这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他的身体有着无限的能量可以做各种年轻人喜欢的事情，但他的大脑却无法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当然，伴随着年龄落差而来的还有亚当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亚当的大脑还保留着自己是一位年长并受人尊敬的作家的记忆，但他新身体的身份却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普通年轻人。在这一改变后，亚当说：“我习惯了过去别人都是听我讲话，甚至是边听边拿笔记下我所说的言论，但现在为了避免别人认为我是个自负自大的人，我尝试着用年轻人的口吻说话，好像不谙世事的样子。”[3]由此可见，在做换脑手术之前他是相当有权威的受人爱戴和追捧的名人，但手术后，他变成了泯然众生的年轻人。如果依然沿用手术前的方式，他所说的话会被别人认为是自大轻狂，他要学着假装年轻，时时处处谨小慎微的表演让他痛苦不堪。

这种矛盾正是费斯廷格所说的逻辑矛盾，“即一个元素相匹配的是另一个元素的反面[4]”。亚当的大脑认知与身体身份无法匹配，手术前他认为要搭配他年轻的大脑只需要换掉他年迈的身体即可解决矛盾，然后换掉后却出现了“年轻”的大脑相比更年轻的身体显得格格不入无法适配的状况。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亚当使用费斯廷格所描述的增加新的认知元素来达到平衡，他年迈且富有社会阅历和经验的大脑在想尽各种方法来适应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外表。通过增加与年轻身体相协调的行为，被迫学着像年轻人一样说话或者尝试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试图让大脑与身体恢复基本平衡。但这种解决方式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他更加怀念原本的生活和身体。

二、两难的伦理选择

在做完手术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年轻的身体给亚当带来的是无限的欢乐和兴奋。他去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去理发店打理他浓密的头发，尝试新的着装打扮，四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走遍了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在希腊与年轻的姑娘谈恋爱，直到另一位做过换脑手术的人盯上了这副俊朗的身体，想要换给他80多岁的哥哥时，亚当才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他试图回到做手术的医院换回原来的身体，地下医院早已人去楼空，原本的身体已不知所踪，亚当意识到原来的生活、妻儿和职业已经随着他遗失的身体一去不回，换脑手术使他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孤家寡人。

与此同时，他被自己内心的道德所折磨着。某天夜晚，他做了一个关于父母的噩梦，父母像连体婴儿那样共用一个头只有一只耳朵，像鬼魂般的看着他，当亚当试图解释为什么容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时，他父母暴怒，逐渐走远消失在无边的黑暗。这个噩梦体现了亚当内心认为换脑手术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他故去的父母不会同意他做这种手术。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身体遗传和文化习俗，它们定义了哪些行为是协调的，而哪些行为是不协调的。正如中国的《孝经·开宗明义》中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亚当不能不受其影响，知道换脑手术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做法，因此他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責。尤其是面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新身体最开始带给他的轻松愉快很快被内心谴责所淹没。

痛苦孤独中的亚当选择回归到他原本生活的地方，有可能改变新身体带来的不协调不舒适。他回到了牵挂已久的家里，见到妻子和孩子。但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身份，家人们只把他当作讨水喝的过路人，但手术的保密协议又要求他不得泄露任何关于手术的事情和他的原始身份，因而他也无法回到大脑适应的舒适区，回归原有生活环境这种方式并没有帮助亚当恢复过去的幸福生活。亚当随后采用了“增加新认知元素的方式去减少失调程度，让新元素在某种意义上调和处于失调状态的精神和肉体两种元素”[5]。他必须要接受这副新身体陪伴他一生的事实，于是他被迫接受了带着新皮囊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对于亚当来说，接受事实的过程也许很残酷，但却再也摆脱不了自我怀疑的生存状态。

三、无言的孤独结局

亚当最开始抱怨自己是因为年老而逐渐力不从心，参加派对“碰巧”遇见自称是他忠实的粉丝的人（真实身份是为医院招揽生意的说客），听过了换脑手术的优势，他便飘飘然感到心动并接受了手术。因为手术是违法的，医院虚构编造了一个新身份，他是一个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透明人。最开始的他只当租用这个身体六个月，半年后便可以再做手术回到旧身体和旧生活中。他没有考虑到当身体变成一种商品时，他的大脑将以哪种方式继续存在，或者说他可以花费重金去买别人身体的同时，别人也可以去购买或者抢夺他的身体。此时，他的人身安全将会得不到保障，更不能保证他的正常生活。最终，亚当一个人游荡在街头，直到盯上他身体的人去世他才能开始相对平静的生活，抑或还有别人会看中了他的身体。“他悔不当初，无法以原本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他家人身边，只能作为大地上的一个陌路人，一无所有的、无名的、无归宿的孤独人[6]”，在“重生”中得到惩罚，被迫重新开始人生。

由亚当这一人物矛看来，主观上讲，“现代社会不断增强的主体个性特征和越发严重的自我虚弱感相互矛盾，个体交往程度日益广泛但内心的孤独感却不断增强，人们内心的和谐稳定被孤独、焦虑、自我怀疑、自我失所冲散”[7]。身处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洪流中，加剧着本来就对自己样貌身形不满意的人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身份感的定义逐渐模糊不清，人們深深地陷入了对自我身份怀疑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客观上讲，迷茫的人们会通过类似整形等方式将自己塑造成理想的模样，而后身体会不断地有新的不完美症状，再不断地去修整陷入恶性循环。殊不知不完美的模样也是构成自我的重要部分，一个完整的人不单单只是他的大脑和思想，还包括他的身体，他所处的环境和在环境中这个人不同的身份，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部分发生变化，这个人的自身特征和身份都会随之改变。在不断的更改修复中，自己会逐渐迷失最开始真实的模样，越来越深陷对身份的怀疑矛盾中去，成为了自己都不认识的孤独的陌生人，因此正确认识并接受自己身上的缺点，而不是选择逃避替换，才能避免陷入自我怀疑自我身份认同的深渊。

参考文献：

[1][4][5]Festinger，L.[郑全全译]，认知失调理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12页、19页。

[2][3][6]Kureishi，H.[卢肖慧译]，身体[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页、99页、172页.

[7]朱亦萱.重构的迷失—从电影中的女性整容看当代女性身份认同危机[J].社科纵横，2008，23（12）：122-123.

保殷禾，昆士兰大学翻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