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考上了”（当时人们对“考上大学”的常用说法）——全国只招28万人，录取率为6.1%。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志愿”；那时候，我们只想离开农村——太累、太脏，还吃不饱。

班主任说：“你就报师范吧。”

我说：“师范？师范是干吗的？”

“毕业后当老师。”

“好！”在我眼里，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像我爸爸他们，每天都种地，种完地回家罵孩子，也揍孩子。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老师，不种地，穿戴干干净净，哄孩子，也骂孩子。小时候，我被父亲骂烦了，也打怕了。我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不打孩子，不让我身边的孩子有任何恐惧。

就这样，我读师范了。那一年，我们全县仅仅毕业了三十几个师范生。我是优秀实习生，人也长得比较帅，国宝的感觉。一位负责分配的老师过来告诉我：“你就到县城工作吧。”我急了。县城到我家坐车加赶路至少要半天。于是，通过“争取”，我终于分配到了离家五六里的一所初中。

农村很穷，孩子们很苦，能上初中的孩子不到一半。我却尽可能让他们在学校里过得轻松快乐。我当语文老师，几乎没有叫学生做过作业，但全班同学的成绩非常好，我曾经拿到全县教学比武一等奖。我不会去检查学生是否迟到，也不会批评迟到的学生，但班级是全校最好的。就这样，我当了语文教研组组长，当了教务主任。工作的第七年，我当了校长——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但我不后悔。

我当校长，把一所小学变成了中学。从100多人到1000多人。那些年，一到开学我就躲起来——“走后门”要进来读书的太多了。2000年冬天，离放寒假还有一个多月，我突然提出“不干了”。因为我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我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我觉得我对不起跟着我的同事，更对不起自己。离开湖南时，我连路费都不够。弟弟说：“哥，你太落后了。”妹妹说：“没钱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我逃到了昆明。我无意中看到一所民办学校——收破烂的当校长，初中生当老师，师生全都挤在又黑又潮的小民房里，粉笔是这里唯一的教具，还是定量供应。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学校很多！我暗暗发誓，我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

2011年，我放弃了我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昆明郊县找了一处旧校舍，又继续办学了，取名“丑小鸭中学”。只招收那些因为难管教被“踢来踢去”的孩子。“詹大年，你胆子真大！”好多人这样说。我没有想过失败，也没有想过会倾家荡产，我只是想如果我能让一个被放弃的孩子回到正常的生命状态，就是成功。

教育，本来就是激发每个孩子生命里所固有的东西，给予每个孩子生命里所需要的东西。否则，那不是教育。在我眼里，没有困难，只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再难走，也是通向成功的路。

我计划着，这一辈子在讲台上过60个教师节。生命里，本来就没有特别的大事。哄孩子，教自己，每一天。这样，很好。

（摘自微信公众号“詹大年私号”）

【素材运用】作为当年全县少有的优秀实习生，詹大年回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单纯的教育初心，让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后转而到昆明创立民办学校，亦基于詹大年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初心不改，方能远行，令人敬佩。

【适用话题】自我成长；品格修养；人文情怀；责任担当

（特约教师 郑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