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杰

只用了10分钟，编辑部就决定把“Hard”作为2021年度关键词。

回溯这一年，我们发现，“Hard”这个英文单词的不同中文含义，可以对应几个重要的趋势或现象，而它们恰好反映出2021年中国（乃至全球）商业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面貌。

首先是监管之强硬。2021年，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娱乐、游戏等行业都因为监管措施而发生巨变。

此处，“Hard（硬）”是一个中性描述，用它来形容2021年政府机构对公司的监管，指代的是监管措施的力度和执行速 度。

针对滴滴出行的审查，发生在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后48小时内;6月，上一个学期结束，教育培训机构还在准备暑假的课程，9月，新学期开始前，整个行业已几近停摆。

要理解这种监管，首先应该梳理它本身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有3个关键词：反垄断、数据安全、民生。三者各有复杂的背景，又相互关联。

互联网巨头是反垄断的主要对象。从2020年年末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开始，监管之手在今年不断出现。4月，阿里巴巴被罚款182亿元;7月初，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后引发网络安全审查，大量创业公司紧接着改变或终止自己的海外上市计划;7月底，腾讯控股被要求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与此同时，腾讯和阿里巴巴亦被要求互相开放生态。

截至目前，相关机构对于滴滴出行的处理还没有最终定论，但不止一位投资行业的受访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行业人士普遍预计滴滴出行将成为中国对大型互联网公司监管的典型，它面临的处罚可能会超出之前所有案例。

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既涉及复杂的反垄断问题，又涉及数据安全，同时提供的又是全国性的基础服务，还涉及到数百万就业者和数亿用户。

在数字时代，我们已经很难用简单的线上或线下、虚拟或现实来区分生活，数据对人的影响渗透在各个细节，而数据的流动和使用又远比实体物品难控制。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监管机构会更加注重数据安全。

对于互联网大公司的强硬监管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全球趋势。

相比于阿里巴巴接受的罚款，Meta和Alphabet这样的硅谷巨头在欧盟、美国、韩国等地收到的罚单大得多。除了罚款，许多成为惯例的商业模式也开始松动。Google聚合传统新闻机构的报道需要付费，App Store降低了苹果税以回应开发者的反对。这些监管背后的核心是，巨头们不再被视为一家普通的公司，而是被视为一种公共机构。

平台型大公司的权力和责任确实和过去的市场主体不同了。只需用过去修建一条地铁或是高速公路的时间，它们就能让自己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而且是全球性的。它们因此获得巨大的财富，建立起令其他行业羡慕的盈利模型，最关键的是，它们足以影响社会治理和普通人的生活。

设想一下，以降税来确保数百万家小公司或个人的利益这种行为，过去都是由政府做出的—任何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行业，理应受到更多的监管和限制。

和互联网类似，房地产也是过去十几年享受时代红利最多的行业之一。但随着市场空白被逐渐填满，蛋糕规模相对稳定，房地产高利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而它们的体量已经大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监管随之而来。

监管背后，往往有一個针对行业整体性质的判断。对房地产企业信贷规模的限制，背后有“房住不炒”的判断;同样，对于学科类教育培训市场的打击，强调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应该明确公益属性，而非盈利性产业。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受到监管的行业，那就是它们都事关“国计民生”—如果说2021年的强硬监管显示了对“国计民生”所涉行业的态度，那么准确界定国计和民生，用清晰的法律规章和标准来划清脉络和边界，将是接下来的政策重点。

其实，理解监管的逻辑基础之后，你又会发现这一切并不新鲜。不妨看看以下这几段记录：

新政让中国房地产进入寒冬，“中国房地产行业迎来一个基于政府强制的拐点”;

房产税一词，日渐逼近我们的生活;

支付宝和阿里巴巴一事，让作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主要模式之一的VIE结构经受拷问，加大了投资者对中概股的质疑……这种模式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以上内容摘自2011年《第一财经周刊》的年终盘点。可以说，至少在互联网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监管早就在发挥影响力。监管的强硬，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迹可寻。

当然，也有一些惹人注目的监管难以归入上述3个关键词，比如今年主管部门对娱乐行业的整治。

娱乐行业未必涉及垄断、网络数据安全，也算不上“国计民生”，但它能被最多人关注，也最没有讨论的门槛。一开始，被打击的是触犯法律、甚至犯罪的从业者;之后，打击标准从法律提升到道德或价值观念，打击对象扩大为一些群体（饭圈）、一些现象（偶像行业乱象），以及一些形容词（低俗、畸形、失范）—这已经进入了审美范畴。

监管有时像是对“民意”的回应。比如，在11月23日出台的一份官方文件里，“带偏节奏”“洗地”等词汇被正式写入，是需要整治的乱象之一。而这些词汇其实源自于网络，从未有明确定义。

游戏行业也是如此。看上去，对未成年游戏用户的严苛限制，是教育改革的附属措施。但本质上，娱乐和游戏都会占据人们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而大众的注意力，也就意味着影响 力。

耶鲁大学人类自然实验室教授Nicholas Christakis认为人类社会在后疫情时代会经历三个转变：共同威胁促使国家权力增长;日常生活的颠覆导致对意义的探寻;疾病肆虐时死亡的临近带来了谨慎，瘟疫过后则激发了鲁莽。每种变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

此外，还有许多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监管亟待落实。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用户日常关心的“数字时代个人隐私被公司侵犯”的问题，是这部法律处理的重点。大量App在此前后修改了自己的用户隐私协议，这只是一个开始。

今年，快递、外卖、打车、货运等平台先后因为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被“行政指导”。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劳动者依靠这些平台获取收入，也支撑着这些平台的服务。它们被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保障，在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实践中并不明确。类似的问题在农民工、派遣员工群体身上都发生过。在海外，“Uber 司机是不是雇员”的问题同样是焦点。实践证明，劳动者保护的问题，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对于普通人来说，监管并不是自己能够处理或改变的，但至少，通过理解它，我们可以避免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价，也能避免用诸如“资本家”这样的标签粗暴掩盖监管背后高度复杂的逻辑。

Hard的第二个指向是日常生活之不易。不必讳言，2021年，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遭遇了比过去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疫情仍然在强烈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全球层面，每天仍有数十万人感染新冠、数千人死于这种疾病。国际间的人员流动仍然受到限制，甚至货物的流动也出现了大阻塞，全球化依然处于半停摆状态。

在国内，幸运的人们可能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但理论上，每个人仍然处于一种非常态：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对生活停摆、随时改变工作计划，一个黄码可能影响一个月的生活。而对于一线防疫人员来说，这种压力和不确定性要大上数倍。没有经历这些的人们，应该试着感同身受。

今年，极端自然灾害影响着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生活，比如郑州7月的暴雨可能就是许多人对2021年的记忆点之一。年底，我们的同事任思远再次关注郑州，她发现，虽然暴雨发生在4个多月前的夏天，暴雨留下的痕迹仍随处可见。它可能是停在居民区里的一辆报废汽车，也可能是一个水灾后成立的物业委员会。灾后的郑州花了一个多月清除淤泥，但暴雨的影响远比淤泥难清得多，很多人的生活就此彻底改变，有的人至今还在犹豫离开还是留下。突如其来的灾害，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锚点。武汉人对这种感觉不会陌生。

我们还关注了今年夏天另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限电。和自然灾害一样，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样深远，而且范围更广。我们需要从宏观层面理解限电这样一个重要事件的形成逻辑，同样，也更应该关注宏观事件的“涟漪”，如何一层层传导到普通人身上。

不論是疫情、天灾，还是限电，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非抱怨或批评—或是为2021年打上阴影—而是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被关注。

这显然也是各国政府的理念。在中国，2020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提振了疫情后的经济活力，2021年下半年，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又投向了中小微企业，这些市场主体贡献了中国90%以上的新增就业。

Hard的第三层含义，指向商业社会的投资热点和发展方向。

2021年，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技术上更硬核（hardcore）的行业成为今年的投资热点。五六年前，当互联网创业火热的时候，这些行业相对冷清，这种热点的转变在宏观层面被称为“脱虚向实”。

与监管一样，这种趋势也并非从今年开始。2018年，随着部分市场限制指向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部分核心技术本土化的速度必须更快。

钱开始涌向硬科技领域。有趣的是，长期关注这些硬科技领域的投资人并不习惯这种火热。大量同行的涌入，意味着更高的估值和竞争内容的异化。过去，这个行业的投资更看重对技术、公司、行业本身的判断，准确选择每个细分领域的第一和第二名、提供有行业特性的辅助，是投资机构的重点;但现在，相比研究和积累，争抢份额变成了最要紧的任务，即便标的是行业的第三、第四名，估值依然能飚到很高。而对于人才来说，这种火热意味着长期机会，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市场将更受重视，也更有可能发挥价值。

当然，核心技术本土化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

11月22日，宁德时代取代工商银行，成为A股市值第二大的公司，仅次于贵州茅台—5年前，你可能很难想象一家民营的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市值能超越国有金融机构。

很多人将宁德时代的成功归功于中国的产业扶持政策，同时也有人质疑这种扶持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但其实，宁德时代是在德国汽车公司宝马的帮助下才进入汽车动力电池行业的。10年前，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与当时宝马的全球供应链负责人魏岚德（Johann Wieland）长谈一下午，其后便决定从消费电子行业转向汽车业。魏岚德后来成为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CEO。2018年，这家公司的德方股权比例从50%提升到80%，成为当年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典型案例。

所以，宁德时代其实是产业政策和对外开放结合的成果。如今受到关注的硬科技行业，同样也是如此。

对巨头的监管、对本土技术企业的支持、疫情带来的人员流动减少，以及尚未完全缓解的全球贸易关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容易让人产生疑惑：中国市场是否继续开放？甚至在社交网络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对外资品牌的某种情绪排斥。但其实，在任何场合，中国官方的表述都很清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与之同步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高水平开放”，其核心是建立一套经济制度，更好地与全球通行规则衔接。

2021年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周年。不夸张地说，人们如今所谈论的商业社会、本刊自创刊时所倡导的“明亮的商业世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拜20年前立下的这一里程碑所赐。

2021年，中国也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者倡导“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如果中国最终加入，这一贸易体系将覆盖20亿人口和全球经济总量的30%。

站在消费者和普通社会公民的角度，我们毫无疑问应该乐见这种趋势。只有充分、公平的竞争，才能带来更好的商品、服务和生活。2021年足够Hard，但商业社会的底色并未被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