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清超

教育与科技融合：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

一、政策文件发展：底层逻辑的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无疑是对当今时代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我们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202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作为战略路径写进了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适应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中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同时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不是也需要进行重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是近年来国家教育发展的底色。今年，国家相继印发（即将印发）多份教育信息化相关文件，如《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教育新基建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后三份文件尚未正式印发）。我根据以上五份文件做了一项词频分析，企图寻找到一个基础教育发展推进的新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词频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资源、教学、网络、建设、学习、学校、技术、数据、安全、数字、互联网、教师、评价……从词频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国家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路径还是要与公立学校的要素深度融合，回归到学校教育的各个要素，实现重构。“资源”仅次于“教育”出现，足以见得其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我们应当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解决大量的突出矛盾呢？以《教育新基建指导意见》中的“数字教育资源”为例，在新型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如5G、VR/AR、人工智能、人机接口等技術，我们可以开发出许多战略性资源、学科教学工具、特殊教育资源等，从而满足未来虚实融合的教学场景、智能化的导学系统、智慧学伴系统等。（如图1）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通过优化资源的供给和配置，缓解“双减”政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这就需要汇聚更大范围的资源。《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拓展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开放资源汇聚共享，打破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传统壁垒，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汇聚互联网上丰富的教学、科研、文化资源，为各级各类学校和全体学习者提供海量、适切的学习资源服务，实现从“专用资源服务”向“大资源服务”的转变。我们基于“大资源服务”，能够使资源具有更强的智能化组织管理能力，进行分类与知识推理，从而更好地实现个性化资源推送、学习路径推荐、自适应学习、智能检索等。

二、新兴技术应用：三个观察视角

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科技也同样如此。从科技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将当今最流行的科技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人工智能类，如虚拟个人助理、脑机接口、情感计算等，在教育中具有支撑性作用。第二类是虚拟与现实融合类，如数字孪生、数字纽带、混合现实、沉浸体验等，在教育中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在技能训练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类是新型协作类，如格网、区块链、智能空间等，在教育中能够作用于个体学习经历的记录，具有不可篡改的性质，实现教育评估的客观性，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三、教育教学形态：后疫情时代的新供给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球经历了大规模的网络教学实验，我们意识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会形成一种新的供给，但想要使这种供给真正有效作用于教育，我们需要利用网络对已有的教育要素进行重新连接和重构，实现流程的再造和优化，同时需要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最终形成新型教学与服务供给，实现教育的结构性变革。

四、社会实验运用：新的观测视角

社会实验是一种检验特定政治、经济、科学因素被引入真实社会情境所产生效应的经典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兴起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言论有着很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中央网信办等8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其基本逻辑是将实验室“控制—对照—比较”的实验逻辑引入现实世界，以真实情景的各主体或要素作为研究对象，以特定的经济、政治、技术等为干预条件，通过对比研究对象的前后变化及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研判干预条件在现实世界产生的影响，尽可能规避潜在风险。那么传统实验与社会实验有哪些区别呢？在此我引用了和鸿鹏与刘玉强文章《面向真实社会的实验：负责任创新的微观解读》中的观点。（如表所示）

那么在教育领域开展社会实验具有何种意义呢？首先，可以实现追踪描述。通过长期的跟踪实验，总结新兴技术、政策规划、体制机制等对教育各主体、各要素的影响，挖掘客观规律。其次，可以实现风险研判。系统研判新兴技术、政策规划、体制机制等大范围推广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提高抗风险能力。再次，可以实现趋势预测。超前预测新兴技术、政策规划、体制机制等全面覆盖可能带来的影响，未雨绸缪。最后，可以实现反馈优化。推动新型技术、政策规划、体制机制等进一步优化创新，确保教育生态体系良性发展，从而推进和完善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实施。

当今我们正处于整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大变革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底层逻辑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网络连接和数据赋能来促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基本路径是围绕数字化资源、信息化教学、数字化学习以及网络、教师、评价而展开;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更好地实现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同时，我们要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把智能化、沉浸式、新型协作技术与教育进行融合，并尝试引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观察视角，帮助我们推动政策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

（本文根据“互联网+”赋能区域教育新基建创新应用研讨会专家报告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