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香，任思琪，秦枭童

摘要：民营企业家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关系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陕西省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调查后得出：企业家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与其政治参与均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任在外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型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可从效能感与信任两方面视角观察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探索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为关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实证证据;在实践上，为促进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提供指导与启示。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j.cnki.sxsx.2021.04.004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Government Trust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WANG Yong-xiang1， REN Si-qi1， QIN Xiao-tong2

（1.School of Marxism，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active and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Shanxi Province，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ntrolling for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government trust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non-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relationship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Key words：private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efficacy; government tru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一、問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治理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需要多个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民营企业家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极为迅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民营经济共解决22833万人口的就业问题。2020年，民营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中占比超过70%。私营企业家作为主要经济和社会力量正在逐渐崛起[1]。

伴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党代表等途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我国民主体制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2021年，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修订版），明确提出要“畅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引导规范政治参与行为”，显示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家有效进行政治参与的决心。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显示，19.9%的民营企业家有过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经历，29.9%的民营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5.3%的民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2]。

如今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也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机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仍面临参与积极性不高、广度和深度有限等困境。一方面，目前政府存在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民营企业家的政府信任缺失[3];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参政信心不足，认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或不被采纳[4]。那么这两方面因素是否真的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直接相关？它们影响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探索的重要问题。本研究根据针对陕西省221名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以此为破除我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困境提供实证方面的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坎贝尓（Campbell）等人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概念。在此基础上，阿尔蒙德提出了以主观能力为核心的政治效能感概念，他认为如果个人相信自己在政治上能够发挥影响力，那就认为他在主观上有能力影响政治活动[5]，这是内在效能感概念的理论基础。另有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的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个人对其行为活动效果的感觉，这种感觉涉及其在处理各种事务上的自信[6]。基于以上两种认知，莱恩（Lane）将政治效能感划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具体来说，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从参与个体出发，认为自身有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外在政治效能感则反映的是公民对于外在政治系统对其可能的政治回应程度的主观感知，即“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会重视、回应我的要求”[7]。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8]。笔者将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为：民营企业家通过选举型和非选举型的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其中选举型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基层村委会和居委会的投票及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投票及选举活动，限于既有框架内的正式参与渠道;非选举型政治参与则涵盖了选举制度框架以外的政治参与行为，如加入工商联、与官员私下接触等。

政治效能感作为个体的心理基础，与政治参与体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体来说，拥有较强政治效能感的个体对政治行为的期望值会比较高，在政治阻力或者困难面前会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会主动学习知识与技能，以此解决参政行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9][10]。然而政治效能感的两个维度（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内涵截然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前因和后果[11]。如霍梅洛（Homero）、莫勒（Moeller）、周葆华等学者发现内在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特别是选举型政治参与）有着影响，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没有直接影响[13][14];弗朗西斯（Francis）、谢秋山等学者发现民主化的支持、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等政治参与行为仅与外在政治效能感有关[16][17]。

由此可知，目前学界关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预测作用存在争议。那么，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而言，不同类型的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基于对文献的梳理，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民营企业家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其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H2：民營企业家外在政治效能感与其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即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参与水平越高;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二）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一种契合性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政府为了实现、保护和增进公众利益、正确履行职能的状况及其可能性之上的[18]，强调了对政权的价值认同与支持。

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预测过程中，高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否就预示着高水平的政治参与，还要考虑到政治社会环境和个体其他心理变量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社会网络）会促进大众的政治参与行为，这是因为它会培育政治效能感，从而促进政治参与行为，为他们提供讨论公共政治事务的机会和渠道[19]。同时，信任有助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共享，相关方能够预期从互惠的互动过程中获益[20]。由此可见，政府信任强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和互动。这就意味着，当个体的政府信任较高时，他对政府有更高的期望，这种期望既包括对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信心，也包括政府会回应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的信心。这些信心正是个体基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而进行政治参与的催化剂。相反，当个体的政府信任较低时，也就会削弱基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政治参与。因此，对于那些政府信任程度高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内外在政治效能更能激发政治参与。在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过程中，政府信任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并且它可能会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由此假设：

H3：政府信任在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时，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更强。

H4：政府信任在外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时，外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更强。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一）样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线下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2020年6-8月）。线下问卷调查能够保证数据质量，同时，匿名调查保密性较高，可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次调查共获得2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21份。调查对象来自陕西省的西安、榆林和汉中，包含大、中小企业，包括了科技、教育、文化在内的各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通过SPSS 25进行数据分析。

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男性占比为54.8%;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3.8%）年龄在30-45岁之间;群众占比65.2%;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受访者达到64.3%;300人规模以下企业的企业家占比较大（88.3%），年度营业额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家占到63.8%。

（二）变量与量表

结合面对面深度访谈资料以及文献分析，笔者分别编制了政治参与、政府信任以及政治效能感三个量表，三个量表的信度与问卷的结构效度均通过检验。

1. 政治参与

使用自编的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5点李克特量表测量政治参与行为的频率（1=无，5=总是）。例题为“您通过各种途径向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反映问题的频率为”，该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政治参与的水平越高。总量表、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量表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量表的Cronbach系数分别为0.880、0.839、0.822。

为了验证政治参与的两个维度是否被有效测量，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模型拟合良好（CMIN/DF=2.127，IFI=0.973，CFI=0.973），表明政治参与的两个维度测量有良好的效度。

2. 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量表为5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赞同，5=非常赞同），共计6个题目。例题为“政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分数越高表明其政府信任的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系数为0.789 。

3. 政治效能感

该量表由7个题目构成，通过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由被调查者自行完成问卷（1=完全不赞同，5=非常赞同），其中前四题旨在测量内在政治效能感，后三题旨在测量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所有题目的得分加总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政治效能感的水平越高。总量表、内在政治效能感量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量表的Cronbach系数分别为0.899、0.862和0.907。

为了验证政治效能感的两个维度是否被有效测量，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两个因子的模型拟合结果良好（CMIN/DF=7.748，IFI=0.908，CFI=0.907），政治效能感的两个维度被有效测量。

4. 控制变量

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企业职工数、企业年度营业额，这也是相关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控制变量。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小于40%，大于1的因子数量大于1，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严重。

四、结果

（一）描述及相关分析

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参能感、政府信任、选举型政治参与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这五个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两两之间相关显著（见表2）。

（二）内、外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主效应检验

使用分层OLS回归分析检验内、外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型政治参与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主效应（见表3）。模型中各变量VIF值均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1. 因变量为选举型政治参与的模型检验

控制了年龄、性别等变量后，结果表明内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型政治参与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β=0.285，p<0.01，见模型2）;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民营企业家选举型政治参与的正向预测达到显著水平（β=0.263，p<0.01，见模型3）。

2. 因变量为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模型检验

在控制年龄、性别等变量后，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分别表明，内在政治效能感（β=0.348，p<0.001）与外在政治效能感（β=0.39，p<0.001）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之间均是显著的正向关联。

（三）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检验

使用SPSS的process插件分析检验政府信任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1. 政府信任对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型政治参与关系的调节作用

政府信任只在外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β=0.296，p<0.01，见模型7）。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结果，将政府信任划分为高分组政府信任（M+SD）与低分组政府信任（M-SD），并据此绘制民营企业家政府信任在外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型政治参与关系中的简单斜率图（见图2）。结果显示：在政府信任高分组中，民营企业家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其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更大;在政治信任低分组中，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其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更小。

2. 政府信任对政治效能感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政府信任仅在内在政治效能感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之间呈现显著的调节作用（β=0.11，p<0.05，见模型10）。

同样根据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将政府信任划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简单斜率结果表明（见图3），相较政府信任程度较低的民营企业家，高政府信任的民营企业家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更大。

政治参与的调节作用综上，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可以用表5来进行说明。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家的内、外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对选举型政治参与还是非选举型政治行为都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民营企业家的内、外政治效能感越强，其越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对于选举型政治参与来说，民营企业家的政府信任在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其之间并无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在以外在政治效能感为自变量的模型中，政府信任的调節作用是显著的。对此的解释是，民营企业家作为典型的“理性经济人”，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身利益是其主要目的，以利益为主导必然是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22]。选举政治参与行为的结果，就是产生自己认可且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政府。因此，当个体的政府信任更高时，意味着他们更加认可政府，认可就代表着对政府对自身诉求有回应的正面预期，也就是强化外在效能感的影响。因此政府信任在两者关系中起着强化的作用，所以具有高政府信任的企业家，当他们有更高的外在政治效能感时，将更容易引发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

对于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来说，政府信任在内在政治效能感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这可以从社会资本论的角度进行解释，社会资本强调信任的积累，其中也包括政府信任。在一个存在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据前文所述，民营企业家高内在政治效能感会导致其积极的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而由内在政治效能感引发的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行为是一种完全自愿的合作。因此，在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时，这种行为就越容易发生。而政府信任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调节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可能完全相信政府的政策运作，但却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一定能在政治决策中被考虑到[23]。换句话说，他可能相信政治机构制定的政策是为了公民的普遍利益[24]，而与自己的直接利益的预期关联不大，由此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并未受到政府信任的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家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一方面要促进其政治认同，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认知，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首先，要营造和谐、平等的政治参与环境，消除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疏离感。其次，要注重加强培训和教育以增进政治共识和提升参政能力; 低程度的外在政治效能感折射着更普遍的政治不满情绪，与政府机构缺乏及时有效的回应有关。因此需要完善信息反馈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完善制度化和组织化政治参与途径，促进政治吸纳。还要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加强其回应性。

政府信任作为影响民营企业家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关系的重要因素，包括政府自身的专业度与办事效率等。因此，可通过改革政府人事制度、完善公务员培训和奖惩制度等途徑提升政府人员的专业度和行政能力，从而制定出有利于民营企业长远发展的科学决策。同时政府人员还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可利用高校等第三方机构开展多样化的培训活动，以及与沿海地区的政府人员进行经验交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此培育民营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资本，从而促进两者之间的深层合作与双向共赢。

本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首先，由于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特殊性导致样本获取具有一定的难度，样本量较少。其次，本研究仅采用了某一时间节点的截面数据，无法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对于民营企业家政府信任如何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以及如何调节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等微观作用机制，本研究仅做了初步探索。未来可以拓展研究范围和丰富研究的样本量，对西部和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和乡村地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进行比较研究。除了探讨政府信任、政治效能感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关系之外，以后还可以结合其他变量、采用多样化的统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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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