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性主义诉求
—— 也论“延安文艺新潮”
2021-12-08田建民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田建民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
自1941年1月“文抗”主办的《文艺月报》创刊至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此间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批站在启蒙或个性主义的立场揭露和批判所谓延安“阴暗面”的作品,形成一股暴露性文学的潮流。这些作品发表后,很快即因其个性主义的立场与不恰当的批评方法和态度而受到了批评。在稍后的延安文艺整风中,创作这些作品的作家,大都对此进行了反省并做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1950年代后,在“整风”“反右”“十年动乱”等政治运动中,这些暴露性的作品被定性为对党领导下的边区的诽谤攻击而加以升格批判。一些作家也因此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新时期开启后,随着那些被错戴“右派”帽子的作家被摘帽和“重回五四”的启蒙新潮的兴起,一些研究者开始站在启蒙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的姿态,对这批暴露性作品进行了翻转性的重新评价。
在这种翻转性的评价中,丁玲的《在医院中》①该篇小说最初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在1941年11月15日出版的《谷雨》创刊号上,题名为《在医院中时》。在1942年8月30日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7卷1期再刊时,改名为《在医院中》。可谓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就因其过分暴露边区医院环境的黑暗和医院领导与职员们的保守、落后、狭隘,而被批评为“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1]。1958年更被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