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鹏 军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广州 510631)

八十多年前，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曾说过：“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鹜外。”(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第8页。明确指出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两种弊端为“执古”和“鹜外”。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和学术历程，则可以看到，一方面，传统文学视野与立场下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多带有“执古”的味道，总体上对于作为异质文化因素的西方文学及其影响缺少应有的关注和接纳；另一方面，新文学视野和立场之下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则更多地带有“鹜外”的色彩，总体上对于作为自己民族思想血脉的传统文学缺乏足够的体认和尊重。而这二者之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逻辑关联、思想联系和情感呼应，似乎已经成为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中一个挥之不去、欲说还休的关乎学术与思想、情感与理智、心理与体悟的艰难话题。必须承认，这种相互纠缠、截然判分甚至明显对立情况的长期存在和延续，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建设和学术史经验中值得充分关注、认真清理并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下和未来近代文学研究深入进展、持续提升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当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和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