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浩岗

新时期以来的丁玲研究中,慨叹丁玲1930年代“左转”、思想与创作前后期呈现重要差异、延安整风之后渐失“自我”、“政治”损害其“文学”者,占据主流；惋惜丁玲1979年复出之后由“右派”变为“左派”者,更不在少数。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只看到了丁玲的“变”,忽略了丁玲毕生人生追求的一贯性；看到了政治给丁玲的压力和“规训”,而没有认识到政党政治对丁玲成全的一面；从“纯文学”或“个性主义”立场对丁玲的转变予以负面评价,而未能从“文化”及丁玲自我实现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

一、“大文学”视野下的丁玲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在反思此前政治过多干预文学、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同时,兴起一股“纯文学”思潮。文学创作领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实验,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及英美新批评同时登场。到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法之一。对于文学内容的研究,来自西方、发端于五四的“启蒙现代性”则成为主要思想资源和价值尺度。在此背景下,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与实践中,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贴近政治的“革命作家”的评价,出现了“翻鏊子”式的颠覆：之前因“政治正确”或“政治先进”而享有崇高地位的作家,又因靠近政治而被贬抑：郭沫若、茅盾及包括丁玲在内的其他左翼或解放区作家、“十七年”主流作家的作品评价趋低,而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成为最被推崇的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