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琳

高一选科分班前，我所在的五班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江湖人称“五金”。

五金不姓金，他有一个可爱又顺口的名字：周鑫鑫。

五金曾与我们谈起过他这名字的由来。

“我爸呢，是个木匠，但是算命的说我五行缺金。我爸便想，五行缺木也就算了，命里缺钱可不行啊。于是我爸翻遍字典，给我起了这么个大名。”

我们起初在私底下唤他“六金”，运动会时，不知是谁给我们班起了个别号——“五金店”，“六金”自然就成了“五金店老板”。我们“老板”“老板”地叫他，他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有一回，他和十一班的历史老师走在一起时，有同学经过，这么喊了他一声，一旁的历史老师听到，一本正经地评价：“这名字，资本主义气息太浓厚了。”

五金听着，没有作声。

回来后，五金便告诫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么叫了，资本主义的气息太浓厚了。”

于是，我們改叫他“五金”。

十一班的历史老师姓沙，我们私底下都喜欢叫他“仨老师”。分班后，我到了沙老师的班里，又听到了一个更加好玩的昵称——番茄沙司。因为沙老师的脸总是红通通的，像颗熟透了的番茄。

沙老师毕业于东北某重点大学。据他自己介绍：“高三的时候图个新鲜，就和几个同学一起投了简历，签了协议。谁晓得那哪里是协议，分明是卖身契啊！”结果沙老师就到大东北的犄角旮旯里待了三年，毕业之后想留在北方，又被我们校长给“骗”回来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沙老师说起话来，却是一嘴的东北大碴子味儿。他尤爱儿化音，如“照片儿”“扣分儿”“钱儿”，不管标不标准，沙老师发翘舌音几乎成了本能。

与之相对的是每每平翘舌音不分的五金。在讲到牛顿第二定律时，五金总把“刹车”念成“仨车”。我们在讲台下笑着纠正他，五金不好意思地笑笑，像个傻乐的农村小青年，但下一回还是念错。

然而，五金从来不会念错“沙老师”。

有一天，五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十一班的沙老师。今天中午我俩争论，牛顿和亚里士多德到底哪一个对后世的影响更大。我说是牛顿，他非说是亚里士多德。我们争论了好久，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五金刚说第一句话，台下就已经有人在偷笑了。待他说完，我们配合地点点头，做出冥思苦想的神情，仿佛在努力解决一个世纪难题。

五金像是受到了鼓舞的小孩子，嘴角都忍不住上扬，十分自豪地与我们分享他的新打算：“我觉得，我们班的同学一定是相信科学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开个辩论会，让我们班和十一班的同学好好地辩论一下？”

教室里喧闹起来。这样的五金，确实很可爱。

“女人啊，就是麻烦。”那天讲到圆周运动时，五金盯着屏幕上的摩天轮，忽然意味深长地说了这句话。

就在我们以为他要发表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之时，五金却陡然转向我们道：“元旦的时候，我和我女朋友去坐了摩天轮，在半空处还看到了新年的烟火……”

五金说这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

后来，我拿这件事去问沙老师，沙老师仔细回想了片刻，很不屑地“嘁”了一声，酸溜溜地回答道：“元旦那天早上，他还忙着改你们的月考卷呢，和女朋友约会都能迟到！等他到的时候，第一波烟花都放完了，可不只能乘着摩天轮，等第二波烟火了嘛！”

我真想把沙老师的话和他那傲娇的小表情描述给五金听，只可惜那时五金因故转调一年，我没能说成。

至于沙老师，照旧过他的快活小日子——每天背着手，模仿校长的身姿，神不知鬼不觉地趁我们晚自修时站在窗边，以吓唬我们为乐。

渐渐地，我很少听到五金的消息了。我想，或许沙老师和五金，只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罢了。

直到有一天，沙老师给我们上《历史人物评价》中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一课。我们埋头抄笔记的时候，忽然听见他悠悠地说：“之前五班的小周老师，非要和我争牛顿和亚里士多德哪一个更有影响力。我想着，咱是前辈嘛，就不和年轻后生争了，让他开心开心。结果没多久，他就跑来和我说，他想让我们两个班搞一场辩论会。”

“后来呢？”有不知内情的同学问道。

“后来小周老师被借调走了，你看我这都上到亚里士多德了，辩论会还是没办成。”

台下响起唏嘘声，多半是为自己又少看了一次热闹而遗憾。

沙老师“嘿嘿”一笑，转过身去翻了一页PPT，背对着我们道：“你们可得好好学。等小周老师回来了，我非要和他办一场辩论会不可……”

我托着下巴，看着怅然若失的沙老师，恍惚想起了之前的某个午后，五金笑着对我们说：“我有一个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