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一、问题的提出

一百多年前，中国学术发生并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文学领域中，最根本的“转换”就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借用鲁迅的说法，“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鲁迅：《门外文谈》(1934)，见《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76页。案：关于“Literature”在日本如何变成“文学”并加以现代建构的过程，参见磯田光一《訳語「文学」の誕生——西と東の交点》，收入其《鹿鳴館の系譜：近代日本文芸史誌》，東京都：文藝春秋，1983年，第7～36页。。其在当时较为确切的含义，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也就是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以来“Literature”的意思。以此对比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于是就有了“杂文学”之“恶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山坡上回头一瞥，我们会发现“杂文学”的观念竟然是这四十年来欧美理论界的“时髦”，让人不禁有白云苍狗之叹。在人文社科领域中，观念的变动不居是个常态，既无需惋惜，也不必嘲弄，但观念变化导致的学术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反省并试图解决。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观念，包含三大文学体裁，即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学(主要是小说)，这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所以，百年前中国学术界“纯文学”观念的获胜，就意味着十九世纪欧洲文学观念的获胜。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文学观中不登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