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强

(山东大学 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学”的提法，据笔者目前所见之文献，最早可见于1917年5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的一篇译文，即署名为“J. H. C. 生”的学者所迻译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日文标题：《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一文。该文列数欧美汉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便将原文标题中的“支那学”对译为了“中国学”；而后1917年7月，胡适在由美归国途中，所记日记也承袭了这一说法，指出“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1)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全集》( 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页。当然，上述两处所谓的“中国学”对译自“支那学”，而“‘Sinologie’日人译作‘支那学’”(2)方志浵：《卫礼贤教授及其著作》，《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1卷第4期。，由此又可以说此处出现的“中国学”的称谓，对应的是传统“汉学”(法文名：‘Sinologie；英文名：Sinology)。

事实上，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尚不曾严格区分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比如唐敬杲于1942年所撰之《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一文，仍是将始于法国雷慕萨的这门中国研究的学问，称之“中国学”，如其所言“西洋人对于中国的研究，发轫于十三四世纪时。不过，当时西洋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大都为见闻之报道，和没有系统的各项知识之绍介，不能称为一种学问。把中国各方面为科学的研究，成立一种所谓‘中国学’，实肇始于19世纪初期，法国阿培尔·累牟萨(Abel Remusat,1788-1832)的努力。”(3)唐敬杲：《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2期。……